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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5日星期三

雙非理性

隨著愈來愈多港人與內地人衝突加劇,兩者間的仇視程度,亦變得愈來愈烈,兩地人民關係益發緊張。

作為香港人於這樣的一種氛圍下,到底應該如何自處?又應該從何尋找出路?

現在香港人對內地人普遍的仇視態度,其實已經是民粹主義的表現。固然,以民粹主義作為手段,於抑壓內地人在港橫行霸道屬無可奈何的方法,但手段只會有短暫的效用,卻不是一個治標良方。

撇開香港政府行政失當,造成問題趨向嚴重方面,單就市民能力範圍裡面來說,兩地人民關係緊張的問題,其實亦有可以改善的空間。

對於兩地人民關係緊張至爆發全面衝突臨界點,說明問題不是學棍以及所有既得利益者所言的「包容文化差異」可以解決。因為所謂兩地「文化差異」的論點,其實並不成立。

首先,從宏觀角度處看,兩地人在高層文化面都屬中國文化。我們用一樣的文字、差異不大的衣食住行、基礎非常接近的倫理關係,以至血緣等等範疇,都証明兩地文化於高層面上有著非常高的共通性。

再者,單就香港而言,除卻上述高層文化面的基礎外,香港其實無任何突出的文化可言,或曰沒有特別的部份可以分辨出是屬於「香港文化」。香港人普遍有的,其實是發達文明的一般展現。所謂「發達文明的一般展現」,具體是說在禮儀、公德、行為舉止以及現代社會守法精神等領域裡的展現。所以,香港人與內地人的衝突,屬文明程度高低的問題,而不是文化問題。故此,無論怎樣包容,香港人都無法將自身包容到低文明的環境去!

至於生活方面,香港確實與內地有著明顯差異,前提是這些差異不該成為問題的根源。綜觀世界各地,每個地方在生活上總會有所不同,而現今世界各地人的頻繁接觸,亦非甚麼稀奇罕有的事,但我們很少聽說在世界其他地方會因為生活上的不同而產生香港現在的問題。問題產生在香港的原因,其一是因為內地人忘記中國人「入鄉隨俗」的習慣,反卻是大剌剌把香港當成自己的地方,這不只是作為中國人的羞恥,也是對一國兩制視若無睹的不敬!然而,作為中國人的後裔,老祖宗教我們不可能要求別人,此所謂「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之精神也。可是,嚴已寬人不代表我們不去糾正別人的過失,反之更要義正詞嚴把過失指出、指正,以至於指導犯過者如何改善。否則,嚴已寬人只會變為膽怯懦弱的另個說法。

故此,作為擁有高度文明意識的香港人,實在有需要以文明為先、經濟為次的態度,對抗現在文明被破壞、劣化的情況繼續蔓延。

包容不文明屬非理性的表現,採取瘋狂的對抗行徑亦非理性的做法。香港人避免成為另類「雙非人」,就得要從實際的行動開始,除了把自己的高度文明意識付諸實行以外,更要不厭其煩於時刻生活裡去指出、指正,以至於指導低等文明該如何進化至高度文明。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詭異偽述


















回歸多年,特首的結局似乎都離不開黯然。老董的腳痛下場,跟老曾的民望插水收場,說明當上香港最高的領導人,其實是一個詛咒!或許,期望未來攀附北大人,從而希冀當上特首的有心人,首先不要癡想將來如何治港,反而事必急找風水師傅前來,為自家祖墳看看須否改動!這就是當香港特首的詭異地方。

再來詭異的地方,當數所謂的特首選舉。區區千人,便可代表整個香港,此為其一詭異。然後,這區區千人並非由大多數人選舉出來,又屬詭異現象。有人以小圈子選舉都算是選舉作為開脫,那麼,無能又能否算是一種能力?

詭異事情之所以詭異,斷非因為其中存在些微的詭異元素使然。成其詭異者,皆因整件事情都涵蘊著詭異氣息,不論從何方著眼,都教人感到怪異連連、不寒而慄!

縱觀香港對特首選舉的百態,即能感受得到何等詭異!兩位被中央默許出戰的候選人不在話下,就是兩個趕來跑龍套的所謂泛民代表亦甚不知所謂。其中最惹笑者,莫過於鐵頭何一番敵壘分明、斷然拒絕借票予梁振英的「飛機」豪語!到底鐵頭何是真箇當局者迷?還是一廂情願相信,北大人會眷顧毫無本錢的所謂泛民主派?假如,兩個跑龍套最後無法入閘,鐵頭何的顏面又該放在那裡?

撇開兩個跑龍套的無聊詭異,回看兩位中央特許的候選人角力,實是詭異之餘,還堪可笑。

唐英年的能耐,相信香港人有目共睹。可是一旦他表明參選,標榜他的說話忽然如漫天飄雪般蓋下。看來,唐英年就如某類電玩角色,有隱藏能力並需要於特殊情況下才可顯現!那麼湊巧遇著剛剛,一眾挺唐人士突然同時使出法力,就把唐的隱藏能力公諸於世,使他變身救世者打救港人!?其中最妙者,莫過於坊間開始接受被公關重新打造形象的唐英年,認為他的口才大幅改善等同管治能力大量提升!也許,香港人看得太多漫畫、玩得太多電玩,都變得有點神神化化,所以跟唐英年的神化開始同步!

唐英年是神化,那麼另位中央特許候選人梁振英該是神經!

從當上基本法起草委員開始,到六四譴責中共,再到對六四噤若寒蟬,最後隱藏於建制整整二十多年裡面,有評價認為他是心思慎密,部署好整條登上特首之路。可是,他的行為同樣暴露出兩種可能。其一,是他有著嚴重的精神分裂,即俗稱的神經,否則很難解釋他在六四立場上的前言不對後語。其二,是他無所謂道德判斷,卻只有自身利益的價值判斷,若然屬實,則非常容易理解他對六四在立場上如何定位!對於支持他的權貴,亦可能基於以上兩個可能挺梁,原因不過屬物以類聚的簡單道理。

不過,以上的本來都不是問題,因為從根本上一個小圈子的活動,實不足以影響大多數的前途。可是,正是香港人一次又一次容忍自身墮落,讓北大人每趟可從容地把港人的底線推後,香港才可能於回歸十多年裡面一直倒退。所語的倒退,不單是民主步伐的不進則退,也包括因為官商勾結而牽涉到民生的倒退。

最近,於網上看到一篇據聞是內地評價香港的文章,其中一點實在發人深省,大意是說;香港人回歸前的民主是英國賦與的,回歸後的民主則由中國賦與,當中香港人卻從未為民主付出過任何代價。

香港普遍有種想法,認為台灣的政治是充滿暴力和貪污的。但是,香港人除卻看到被故意播放台灣政壇的暴力與貪污影像以外,到底有沒有人看到台灣民主已然成熟發展?二千多萬人,已然可以抵住中共,那麼,七百多萬人縱然無法抵抗中共對港施政干預,但最少也不至於對它唯命是從?!

作為二零一一結束前的一篇,感覺獨剩悲涼,卻沒應有的展望!

2011年8月12日星期五

賤人怎樣過七月

一直都在強調,中國人擁有非常高的智慧,更有異常的前瞻性,不過都如「偉大」的毛主席所言;俱往矣!

中國人一句老話,「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當中道盡國人過橋抽板的劣根性,且以是非見稱的官場尤甚。

若能回憶的話,都會記起不久前一名警署警長劉志堅,在處理雞販走上行人天橋示威期間,不幸墮橋殉職的事故。然而,屍骨未寒,特衰政府以「劉志堅事發時動機並非救人,不符合評審準則,建議拒絕批出援助款項」,拒絕劉警長家屬以「向捨身救人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計劃」理由,要求政府援助的申請。

平心而論,當時的劉警長若非為救人而冒險走上天橋頂,莫非是為了到那裡指揮交通乎?算是劉警長有其他的動機,整件事情,是否都可歸納為「出於防止發生不幸事件的行動」?苟如是,則整體來說「救人」已包括在劉警長的目標裡面。縱然非要認為動機不是救人不可,那從人本出發的話,事件又可否酌情處理?是否非要咬文嚼字一番,向公眾一再展示特衰政府的不仁不義才後快?

當日政府高官以至一眾護短的政客輪流開腔,大力譴責激進示威者搞亂社會秩序,造成人命傷亡的惡行,大有必須不計成本為劉警長討回公道的口氣,記憶現在仍然猶新。一時之間,不論是否認為劉警長有魯莽行動之嫌,莫不認同他的死跟示威者有直接關係。

政府可以毫無廉恥的利用悲劇造勢,借力打壓人民享有的權利已是見怪不怪。可憐的是,劉警長不是功成身退,而是功成身死,最終還落得被主子用完以後棄於路旁的下場。

事件無論以怎樣的文字作修飾、作形容,不脫事實就是劉警長因工殉職,因政府長期對市民不仁不義而被推進枉死城。今天政府如此赤裸裸地告訴市民,人命於他們眼裡形同草芥,明天他們就會更明目張膽地隨意踐踏任何市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無恥的獨裁統治者思想,隱然已滲透每個政府機關,並且毒入很多高官的心肺,把他們變成一個又一個的活死人,當中沒有情感、沒有惻隱,唯剩下的是無止境對權慾利益貪婪之心,色如墨黑!

假如,香港人依然認為事不關己,那麼都是在等死、等被政府有天寵幸看上,然後授以煎皮拆骨之刑。重要的是,到時香港人最緊要死前說句「皇恩浩蕩」,否則整體上就不會變成絕對瘋狂!

豐都城內,劉警長若然及時取得七月簽證,請不要忘記到那些曾經為尊下「伸張正義」者家裡拜訪一番,好等恩怨還盡,免得帶業往生!

2011年8月11日星期四

暑天終溢寒

日本消息,最近宮崎葵的丈夫高岡蒼甫,出言炮轟日本富士電視台力谷韓流,不但瘋狂播放韓劇,甚至製作很多有關韓國的節目。

高岡這番言論,代價不菲,蓋其所屬經理人公司立即與他解約,相信高岡對結局是始料不及的。不過,成年人做事就要向自己負責,作為外人亦只能作此評價。

日本跟中國及韓國的恩仇,最近的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戰。而這段仇怨一直未能化解,主要是因為日本的反省沒有讓中韓收到歉意的訊息,那就不難令人懷疑,所謂的反省,是日本只對自己戰敗反省?還是真正為侵略所引起的一切災禍而反省?關於這個問題,已在以往很多的文章內作過淺述,故無必要在此重彈舊調。

反而另個加劇恩仇的問題,過往較少涉及,所以有探討的價值。

日本自戰後一直充當亞洲經濟龍頭角色,獨領風騷幾十年。然而,花無百日紅始終是個道理,終於九十年代末的一場金融風暴,把日本不敗經濟的神話打破,然後一直被軟侵略的中韓,則運用那個時機乘勢而起,開始向世界經濟圈攻伐,冀望於世界經濟版圖上佔一席位。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多年的努力經營,中韓都趕上了現代的經濟步伐,其中韓國尤其突出。進入蕭條的日本,被中韓從後趕上,心裡自不是味兒。可是,心理上不爽只屬其次,真正的經濟威脅還總得要認真對待。原因簡單不過,經濟是民生的命脈,現世代沒有強勢經濟作盾,民生就很難得到保障。沒有保障的民生,社會出亂子的機會亦大增。日本承受切身問題,自會變得高度敏感,所以對一切可能被中韓侵略的經濟領域,日本都不會掉以輕心。

因為這種原因,日本不得不
加強對中韓的戒心與敵視。過去十多年的日子,日本對中國在國際市場上貿易進行過不少的小動作,目的不外乎是借勢打擊中國的經濟發展。固然,中國本身不爭氣的表現,當中包括對日外交弱勢,與及產品素質頻出問題等事故,造就了日本可以隨便向中國發招的情況。對於日本而言,打擊中國的成本非常便宜,也不知是否過於便宜,所以打得上癮,忽略了韓國在經濟成就上更為驚人的事實。

於國際上打出名堂的韓國,其勢銳不可當,大有逐鹿亞洲經濟龍頭的野心。對於強勢進取的韓國,日本始終要面對。從策略上而言,日本應付韓國,不能跟對待中國一樣隨便,因為韓國仇視日本的程度,遠較中國為深,這不知該歸咎於韓國的執著,還是中國過份的寬容?可是,不管事實是甚麼理由,日本對待韓國,看來還是耍軟手段來得比較實際。軟手段的其中一種,就好比中國戰國期間,諸侯所採用的「近交遠攻」策略。對於日本而言,與韓國建立緊密的聯繫,遠勝於終日對著幹而讓其他亞洲國家有機可乘。

從微觀角度出發,建立兩國頻繁的民間活動,有利於關係穩步發展。要做到這一境界,日本必須從自身出發,主動迎接韓國的民風進入日本。從韓劇到韓國娛樂事業的引進,都可被視為是開展兩國友好關係的前期策略。當兩國人民因了解而到達互諒互讓景況的時候,那就可以進一步推展到其他範疇,最終達到兩國聯盟的狀態。到時候,想要圍堵中國,稱霸亞洲就變得更容易。

可惜的是,日本一廂情願的跟韓國搞上關係,卻敵不過自己的民族情緒,把本來的良好意願,變成兩國人民的隔空罵戰。

事件發展到今天,比較有趣的是,日本國民偏向拉攏中國人民對抗韓流侵襲。聽聞最近一齣韓劇,其中內容有藐視中國料理之嫌。本來,受狹隘民族主義操控的中國憤青,理應馬上跳出來呼籲國民罷買韓貨,或擇日圍堵韓國大使館踏地作法。奇怪的是,中國憤青還未及出手,日本就先派出好些部隊打頭陣,在網上痛斥韓國人如何的夜郎自大,又怎麼如井底之蛙般毫無見識。這種來自民間對中國的幫忙,很難想像出於日本,不過事實一再證明;凡事必有例外。這次日本的快速回應,確實就是一個例外!

換個角度去看,中國人未必受得了日本這些熱情。雖然,中國跟韓國的關係,未達到親密程度,可是,兩國間同樣沒有如對日本仇恨的歷史,如此去看,中韓之間的關係尚算平衡。何況,半邊朝鮮仍對中國馬首是瞻。況且,一旦於三國間出現問題,二次大戰的歷史必然被搬出來,那麼中韓自然就會出現一種連結向日的默契,叫日本難於抗衡。

基於微妙的歷史因素,日本對韓國採用軟功的話,日本人必須拿出勇氣承認二次大戰當日犯下的過錯,把韓國人心裡的刺從根本處拔掉,而不是續少的把刺折斷,那每次只會帶來陣痛,徒添新仇。

2011年8月2日星期二

奴才遵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兩句說話,道盡中國共產黨對統治中國唯我獨尊的心態。從作虛弄假、貪贓枉法到草菅人命,中共壞事做盡。縱然有人仍然認為對中共的功過還不能說得太死,畢竟三十多年的經濟改革確是讓世人眼前一亮。驟眼看來,話說得沒錯,只是建設改革了、經濟改​革了、生活改革了,人呢?改革了沒有?

改革的代價,是用人命換回來的話,那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甚麼?是拼命為了改革一個面貌,卻最終死光而無人問津?

范徐麗泰以國務院已經展開調查、為免架床疊屋為由,拒納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日前公開的要求,包括范徐麗泰在內的十名具法律及立法背景的全國人大常委,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七‧二三溫州動車追撞事件的建議。

中國人有好些核心價值,其中一樣就是「人死為大、以死為尊」的情操。一樁意外,引發出一大堆的疑問,到底意外是真正的意料之外?還是有人為疏忽導致?或更嚴重到整個行政架構出現問題?一連串的問號,不單是死傷者的家屬想要答案,算是千千萬萬每天依賴這些交通工具的人,同樣希望得到一個答案。先不論誰要為整件事件負上責任,但是否該最少由當權或有權的人走出來,敦促政府展開調查,好向廣大群眾作個交代?

連這樣基本的道德操守都無法做到,試問坐擁權勢又有何用?

范太對兒女無私付出,是天下母親的典範。不過,范徐麗泰作為全國人大常委,卻怯於為人民出頭,她就是撇撇脫脫的一個庸才、一個因權慾而甘願受共產黨操控的傀儡。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是成為中國人最基本的要求。所謂者,不外無分你我,亦即你痛我也痛,你喜我亦喜,推己及人,把自己個人的圓,擴展到可以包容整個世界的圓,這就是中國人的世界觀,亦是祖宗訓誡中國子孫不要妄動干戈的指導思想。問題卻是,祖宗的心願一直未了,不肖子孫在中國歷史裡總教爭氣的多。最氣人者,近代不肖子孫引入以鬥爭為樂的共產思想荼毒人民,把三綱五常的價值搗毀得一蹋糊塗。

沒有受過當年大陸無間運動所造成的浩劫洗禮,香港的精英本該可乘回歸而為祖國盡義。不幸的是,實情並非如此,所謂的精英,不單未有兼善天下之心,當受到共產黨的威逼利誘,更未選擇獨善其身,反而一再為虎作倀,置人民於對立面而後快。同為中共嘲諷的「舊電池」,范徐麗泰就遠遠不及鄧蓮如來得有骨氣。

較早前某個晚上,聽到唐英年在電視裡侃侃而談,說他覺得基本法最大的價值,就是落實了一國兩制。然而,一國兩制到底是口說的落實?還是真正通過體現港人治港下的落實?相信稍為受過基本中國文化薰陶的人,都會看到事實的一面。誠然,中共對香港的操控,實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那麼,既然中共不斷插手香港事務以作一國融合,香港人為甚麼又不可以反過來參與國家事務,為祖國早日回歸中國作出貢獻?

固然,對所謂的香港精英來說,這些都是天方夜譚,因為他們天生缺鈣,腰挺不直就只能永遠當個奴才,口裡永遠哼著「奴才遵命」!

2011年7月27日星期三

宏觀港式民粹主義

關於民粹主義(Populism),中文維基百科有以下的解釋:

意指平民論者所擁護的政治與經濟信條,是社會科學語彙中最沒有精確定義的名詞之一,也可以被當成是一種政治哲學或是政治語言,包括爭取耕地利益、主張自由使用銀礦來鑄造貨幣、以及提倡政府管制壟斷現象。學術界有關民粹的討論甚多,但是把它當成一個獨立學術概念來處理的卻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義呈現的樣貌過於豐富,難以捉摸。

相對地,英文維基百科的解釋就比較簡易明白。

簡單來說,就是社會上一般的平民(People)與精英(Elite)之間的鬥爭。套一句共產黨的術語,即「階級鬥爭」。

那麼,港式的民粹主義跟民粹主義有否不同?加入港式是否代表它有其特別之處?

或許回答這個問題以前,可先看看香港的近代史。香港自給英國統治開始,引入了精英主導的模式,建立了一個百多年的社會模態。經歷這段時光,平民與精英階級在香港社會可算得上涇渭分明。基於這種明顯的社會結構,出現民粹主義是早晚的事,源於權力與利益分配的狀況很難維持長久平衡。

以上的敘述,主要是說明香港出現民粹主義存在先天的條件。

到了回歸以後,英國人不得已離開這個殖民地。歷史一再說明,英國人要離開以前,必先會想盡辦法把殖民地破壞到體無完膚,逼使對方用時間重建社會以減慢或減低對自己未來的威脅,以往如印度或馬來西亞都是出色的例子。然而,隨著世界和平潮流的興起,與及英國跟中國的利益瓜葛,香港就不能如上述例子一樣處理,意即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故此,英國人只能在香港社會裡埋下計時炸彈,而所謂的計時炸彈,就是一群該死不死的技術官僚,與及一些由英國人培育的所謂本地精英。

從港府賤賣港人資產給領匯,到最近網絡界鬧得火熱的收購高登事件。這類事件不論大小,都有著明顯的民粹主義存在。

假如認為以上的描繪屬實,則可進一步去看何謂港式民粹主義。

港式民粹主義,有幾個特徵可供辨認。

第一,是對所爭取議題的認知程度過於表面。最近政府為遞補機制倡議立法,弄得滿城風波,市民一般對立法持反對意見。確實,反對屬無可厚非。當問到反對的理據是甚麼,大多的回答都是政府拿走市民權利。然而,拿走市民權利是否合理,卻很少聽到深入的討論。所以,很多所謂的社會拗撬,其實都在不知就裡的情況下進行,這亦解釋到為何香港人參與社會事件都總是三分鐘熱度。

第二,缺乏對爭取權益的自發性。無論是迫切與否,對於在爭取的過程上一直處於被動。根據過往觀察所得,大多的爭取行動,都是經由政治團體安排下進行,絕少看到是市民自發行動。然而,每次經過政治團體對議題吹噓後,市民的參與則表現出民粹主義的味道。譬如反對大財團壟斷市場,影響香港人生活為例,壟斷已不是今天的事情,早在十多年前已陸續出現,可是一直拖到現在才會大力發聲,恰似為政黨最需要話題的時候予以配合。有人或會歸咎於市民忙於生活而對政治冷感所造成,可是很多的議題都只涉民生,卻一直為市民所忽略,故此政治不政治的問題並不存在。假如有老闆不發員工薪水,相信受影響的員工絕不會認為那是公司的政策問題而撒手不管。

第三,大多聲音永遠停留在聲音階段,裹足不前。市民對訴求直接參與的熱衷,遠較希望藉僥倖創造未來美好生活的渴望為少。例如一直掛在口裡對民主社會的訴求,全無進展,都停滯在原處。希望憑政棍為香港打出一片天的「吃花生」心態,仍舊普遍。守株待兔的教訓是甚麼,相信很多人非常清楚,但說教歸說教,反省可免則免,最終不善還是不善。

話說回來,民粹主義可以被看成是產生民主體制的前奏。原因在於,透過平民與精英之間的不斷角力,妥協的情形將不難預見,而當妥協成為一種社會模態,民主體制就成為一種滿足雙方的必然,因為當各自未能說服或以暴力壓倒另一方的時候,就必須通過一種公平的形式讓雙方進行表決,而現世代最能體現這種需要的形式,則非民主體制莫屬。

問題卻是,前奏不可能無限延長下去,否則主調就永沒出場的機會。

2011年6月14日星期二

狗改不了吃屎

報章引述,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午出席了閉門進行的青年座談會,與近百名大專生和在職青年對談。期間提及的重點,包括「國民教育做得越好,香港與內地關係也越好」、「學生加深了解中國,國民教育可深入研究為何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呼籲年輕人別視國民教育為負面,以為與思想有牴觸」、「勸勉特區青年要吃苦和吃虧,稱年輕人現擁有的機會不比上一代少,呼籲年輕人別抱怨就業難、創業難及置業難」等等。

毋庸置疑,這類的座談會不可能得出甚麼創見,反之只會一再認識「阿媽原來是女人」的道理。故此,甚麼「國民教育做得好,香港與內地關係也好」等的陳腔濫調,其實是浪費當時在座年輕人的青春。

不過,王光亞提及要研究「為何中國自一九四九年由共產黨所領導」的問題,又實在有相當的研究價值,對現在很多「三無」的香港人尤其需要。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靠甚麼起家的?說得難聽但準確,就是以欺騙起家。無可厚非,共產黨在中國的誕生,依賴的是一群良心文人的自我覺醒。可是,羽翼未豐的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抵擋不過扭曲的共產主義階級鬥爭,搖身一變成為「無為無所不為」的惡棍。惡棍以製造農民跟地主的矛盾作始,欺騙了萬千農民對共產主義的信賴,令中國共產黨以蔓藤的形式控制中國的土地、蠶食中國的文化。

到底中國共產黨有多惡劣,以下毛澤東的一些語錄,相信會描繪出一個形象。

毛澤東:「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

毛澤東:「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說是好事,幫了我們的大忙。」《田中角榮傳》毛澤東思想萬歲 - 五三三第至五三四頁。

毛澤東:「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1958、5、8》

還有更多,不能盡錄。

不過,只是從中隨便拿出丁點,便可看到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從良心變成黑心集團。一些人會認為,一個人的說話並不代表甚麼,在一般的情況下確實如此。可是,以上節錄是來自一個影響近代中國的人,那就因其獨特性質而不能一概而論。要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本來,就不能對毛澤東毫無了解,且不是簡單的了解,而是要非常了解。因為了解毛澤東,就差不多可以了解及預計中國共產黨的行為。

觀乎毛澤東,撇開他為中國帶來的災難去說,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研究毛語錄或有關他生平的資料,將會發現他的恐怖或強悍在於那種陰陽無定的行徑,而主導這些行徑,背後是純利益的精密計算。若以春秋以來諸子百家作量,他就是不折不扣的陰陽家精英。實際點說,他亦能做到孫子兵法裡頭「不戰而屈人之師」的情況下取得中國。可是,歸納而言,其一切都不過是將欺騙技倆運用得出神入化,同時因緣際會,在中國面臨苦難極端、準備突破的關鍵時刻裡得到幫助而成功。

成敗論英雄,不管認同與否,事實就是如此無奈。不過,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奪政,卻同時造就了中國另一場惡夢的開始。

自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先有解放造成人民流離失所,再有反右鬥爭、三反五反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國革命性破壞,然後四人幫到華國鋒,再到鄧小平的掌權,往後的改革三十年,又一次將中國帶進萬劫不復的境界。

解放後的中國,是第一階段的破壞。中國人重視倫理,家庭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國共內戰,早已拆散不少家庭。解放期間的逃亡潮,讓這個情況進一步惡化。到了反右運動、三反五反的文化大革命,屬於第二階段的破壞,倫理以至文化被嚴重摧殘。老嫩不分、長幼無序,總之一切對錯都得依循一個人的意識作準、一個人的旨意行事,把幾千年的民風,透過無形或有形的暴力去破壞,造就了這一代朽木作為國家的橋樑。到了四人幫下台、華國鋒失勢、鄧小平掌舵,然後的改革開放,這是第三階段的毀滅性破壞。幾十年的顛沛流離、幾十年的無謂鬥爭,把中國弄得一窮二白,將普遍國民的心靈掏空,卻未讓人回神之際,一把將物質主義帶來中國,令一眾空虛心靈受到物慾泛濫的污染,造成今天普遍國民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心態。

有人以為中國共產黨是靠槍桿子維護政權,但歷史告訴我們,純以槍桿子維護的政權不會長久。真正恐怖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以一切破壞人心的技倆,去徹底打擊、打壓所有國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然後以小恩小惠收買他們的良心挺共,成就中國共產黨帝國的千秋萬世,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寫照,呼應了王光亞「為何中國自一九四九由共產黨所領導」的問題,亦說明了中國人該如何認真研究和看清近代的中國歷史。

現在的中國人嘴臉,相信是全世界最醜陋的嘴臉。(朱門酒肉臭)

現在的中國人談吐,可能是全世界最膚淺的談吐。(鸚鵡愛學舌)

現在的中國人思想,也許是全世界最幼稚的思想。(井底蛙觀天)

現在的中國人心態,難免是全世界最邪惡的心態。(相煎實太急)

2011年6月7日星期二

凌潔貞算老幾

報章報導,引述一名福建中學學生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於該校聯校畢業禮上,形容六四只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小小的沙石」的質疑。報導提到,謝凌潔貞以普通話向逾千師生及家長發言時指;「在中國歷史長河上,六四事件只不過是一件小小的沙石」,並呼籲學生作為國家一分子、作為社會公民,凡事應該「向前看」。

假如,六四事件真如凌潔貞所說是「一些沙石」,那她一定認同議事堂裡的所謂「粗言穢語」、「過激的肢體動作」,也都只是沙石而已。然而,於廣闊悠遠的中華歷史裡頭,凌潔貞也不過是「沙石」,實無一談的價值。不過,對於她的謬論,學生們還是要懂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道理。

香港政府幹的醜事年年有,今年也不算特別多。不多的原因,並非香港政府的整體情況有所改善,而是醜事多不勝數,故無必要多此一舉作出量化。

六四是怎麼一回事,中共無法為其定性,但卻非搞不懂事件真正的性質,所以才會把六四事件從「顛覆國家」,一直降格到「一場風波」。至於會否如台灣二二八事件,最終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民族紀念,那就得看這一代的中國人有否決心,逼使中共把事情說個明白。

話說回來,香港的官員對任何有關六四的言論,其統一的語調或表現沉默的嘴臉,則遠較大陸官員來得靦腆,甚至更形醜陋。現在的高官與身份顯赫的所謂政要,可會記起八九年六月時他們自己的作為?他們對當時中共所作所為的責難,相信遠較早前燭光晚會裡的吶喊為大。然而,不過是二十多年的光景、不過是一片虛浮的繁榮、不過是一些歷史無法記錄的名譽,就可以把曾經為六四天安門學生呼冤的靈魂出賣,而且賣的價值也不見得會高,甚至是非常的低,低得連歷史也不會為他們留下臭名,頂多會勉強以中華民族裡的「一些沙石」作形容。

問題卻是,這些前仆後繼,趕緊要成為「沙石」的人總是不計其數的每日增加,而且好些既不是官員,也不是權貴,相反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這樣的情況才是讓人感覺氣餒。

今年六四前夕,路過時代廣場,途中看到每年都駐紮在那裡的一個六四紀念攤位。浩瀚而影響中華民族深遠的一件歷史大事,無法於它的故土讓人懷念之餘,只能瑟縮於五光十色,繁華鬧市的一角讓有心人憑弔。而最令人心酸的是,一對年青的情侶走過,女的只是希望駐足一望,男的卻急忙把她拖走,其中還不忘加上一句;「事情都過了那麼久,還有甚麼好看?!」。原來,六四於好些人的心裡,跟電視或電影一樣,縱然意義深遠,都只是一些曾經激盪心湖的漣漪而已。

假如,歷史只是課本或給平常人用作消閑的讀物,卻未有把過去所發生事件的真正意義給反映出來,那麼歷史於人類而言只屬多餘。苟如是,則一切跟歷史有關的東西,例如歷史博物館等,都應該馬上從地球予以去掉,免得枉佔了地球的資源!

2011年3月31日星期四

歷史歸歷史

歷史歸歷史,教訓歸教訓。現今看來,兩者猶如一對怨侶,讓人覺其互不相干、互不理睬!

報章引述,天文台預料,本港未來數天空氣碘含量有機會再升,台長李本瀅指出,未來三日吹東風及有雨,雨亦會將碘帶到地面,因而含量會再升。

同一時間,衞生署高級物理學家鄭結文於報導強調;自然界中本身亦有鈈,香港海底也有,部分是來自六、七十年代核試:「只要戴上手套,可以將鈈礦物石拿上手!」他解釋,鈈是一種重金屬,只會降落於核事故周邊的海底,經由空氣或水流飄到香港的機會很低。人類即使透過食物攝入鈈,亦不會被人體吸收,會被排出體外,如吸入高濃度鈈,才會影響肺、腎功能,鈈在體外更不會危害生命,目前醫學界並未將鈈列為致癌物。

零三年香港爆發沙士,強烈震撼整個社會,並且引起連串社會問題。讓人沒法忘記的是,一開始的時候,香港政府告訴市民,沙士不會在社區爆發,香港也不會成為疫埠,總而言之,就是告訴市民不用擔心,也無須恐慌。然而,最後的結局是甚麼?相信不用贅言!

大多數的香港人不是專家,故此任何大事發生,都只能夠聽從政府的呼籲或建議行事。本來,一個由精英組成的政府,對於如何領導市民實在易如反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政府對事件或事態發展的資訊,永遠比一般市民更多,而且取得的時間更快。第二,政府內的精英,對所掌握的資訊,無論於理解或處理方面,都較一般市民清楚,並就如何解決問題的關節上是屬於專業層面,而非一般的以訛傳訛、人云亦云。

可是,以上只是理論上的想當然。對於香港政府近十多年的所作所為去判斷,這種本該如此的想法,實在大有商榷的餘地。香港其中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該要上心的事情,大多數人都會掉以輕心,反之無須杞人憂天的事故,卻選擇過猶不及、杯弓蛇影的心態去面對,以致一再鬧出彌天笑話。

這種現象的成因,不可能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破,其複雜每每源於人類互動下縱橫交錯的網絡,所以很大程度是「有理說不清」。然而,說不清還有可說的餘地。可說的部份,基本上有兩大成因。

第一,香港是福地的稱譽,令普遍的港人嚴重缺乏危機意識。所謂危機意識,部份是基於本能,部份是建立於經驗。相對其他動物而言,人類對危機反應的本能其實已退化到遲鈍的境界,故此憑經驗判斷便成為人類危機意識的重要部份。這個重要部份的建立,賴於對每次發生事故後的檢討與反思。對事故進行愈多的檢討與反思,則下次發生同類事情會愈容易處理。更進一步的話,通過類比或汲取別人的教訓進行檢討與反思,亦會有利於增強自身將來面對同樣事情的能力。令人惋惜的是,港人不但沒有汲取別人教訓的能力,甚至自己一再受到教訓亦不懂得學乖。這就解釋得到,為甚麼港人面對危機時總是應顧不顧、該理弗理。最大問題是,一般市民如此,頂多被別人取笑為愚民,或者中間還會有些傻事上演。但是,假如政府亦是同樣貨色的話,則後果就不是單為別人詬病而已,相反定必為市民及社會帶來可大可小傷害。

第二,長期受到中央政府家長式的監管下運作的香港政府,無論在做大小事情,都會變得躡手躡腳。試問一只驚弓之鳥,我們又怎能期待看到大鵬展翅的一日?假如,一個政府只有管治之名,而沒有管治之實,那麼我們又怎能期待政府會領導人民解決困難、謀求幸福?

縱觀香港政府一直的表現,對於他們
評估是次日本核電廠輻射洩漏影響香港的程度有幾準確,實在存著太多疑問。所以,雖是非常無謂,但還是要說一句;香港人快醒覺過來,才是真正的自求多福。

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

抬起頭來

奸商之所以被稱作奸商,除卻是他們無財不斂以外,還有是毫無節制地剝削為其服務的勞工。數奸商之多,相信香港極有可能於比例上屬最多,而且不論是大商或許小商,其賤相同,其品皆劣。

最低工資立法完成,並將於本年五月一日實施,政府的宣傳力度亦已加強。可是,於這段轉變期間最為落力的人,既不是一眾將受其惠的打工一族,也不是可有可無的低能政府,更不是一眾只求選票的議員,而是一群無所不用其極,意圖用盡一切手段壓榨工人的無良僱主。

根據報導,有不少僱主已開始著手修改僱員合約,將月薪員工改為時薪,作用是把工作天吃飯的時間(俗稱飯鐘)與每月法定的休息天改為無薪。此舉目的,是要把增加的工資成本,於員工原有的福利中扣除,結果就是員工的薪金似加實減。

原來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人,現在或許可以急跳出來,說三道四的證明自己早有遠見,看出一旦立法,工人的生活將會更形悲慘云云。不過,要發表這些偉論以前,我們必先要了解,所謂工人因最低工資立法而導致生活素質下降的問題,完全是一個人為的問題。換句話說,這個問題沒有必然存在的需要,而且要解決也不困難。

導致問題的成因,是整個社會容忍兼且有很多人默許以至承認,僱主可以無止境剝削工人,於香港是項不能改變的事實。要把問題解決,從根本上去做的話,就是要大部份人首先去掉這種無理及無聊的想法,繼而用行動證明給無良僱主知道,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並不是單向與傾斜才可圖利,相反,良性的互動於兩者間更利於生產力的促進,最終更有益於利潤的增長。

固然,要香港一眾只愛蠅頭小利的無良僱主明白當中道理猶如對牛彈琴。所以,令他們覺醒就不得不用上比較激烈的手段。所謂激烈的手段,斷非要以破壞社會秩序或非法的手段以達目的,而是以不合作的方式,例如全港勞工於特定的日子大罷工。勞工最大的資本,除了是勞力就是透過集合個體勞工而成的力量。這種力量的集結,是勞工爭取各自權益的最有效武器,從國外工會大小的罷工事例印證,這種方式雖然不是完美,但最少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讓僱主明白勞資唇亡齒寒的道理到底在那裡!

香港缺乏有代表性的工會,所以要成功組織及進行這樣的行動,就必須要依靠眾勞動人民對改善自己生活素質的決心而定。活出尊嚴,並不可能祈求天賜,從實現的層面去看,只能靠一顆又一顆希望抬頭做人的心馬上甦醒,事情才有真正的轉機。否則,勞工一次又一次對僱主的退讓,又或是一再希望政棍會為自己出頭,都會令整個勞動階層陷入無止境的痛苦深淵,而且痛苦只會加劇,而不會有稍為減輕的一天!

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

末日倒數

日本九級地震經過一週,核電廠洩漏輻射的危機尚未解決,情況進入嚴峻階段,日本人看來仍要咬緊牙關,面對未來艱苦的歲月。

危難往往是成就堅毅民族的關鍵,只要日本人可以捱過今次的苦難,相信整個日本會進入一個超越的紀元,這是對事件一種正面的看法。

然而,通過危難的出現,同樣亦可印證人的素質。無容置疑,日本人於是次危難裡的表現,令人欽佩之餘,也讓人看到這個民族的素養已達到一個非常高的水平。所謂高水平,當然是要有比對佐證,而反映出日本人高水平的對比,偏偏就是受到中國幾千年文化薰陶的香港人與大陸人。固然,說香港人與大陸人受過中國幾千年文化薰陶,實在還是有點抬槓,現實卻是不知道這些人是喝甚麼奶水長大的!

距離甚遠的日本發生災難,竟然造成香港與鄰近大陸地區恐慌,最後變成一輪又一輪的無聊、無謂夾無知的搶購潮,而且搶購物資的理由,或曰毫無理由更合,更是史無情例的低能與弱智。

搶購日本奶粉,香港出現長長的人龍,這不只讓香港人蒙羞,更加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笑話,絕對有資格列入健力士紀錄。可是,一波未完、一波又起。搶購奶粉看來還未夠丟臉,所以不到幾天,香港人又聯合大陸人來一次搶鹽!想是香港人對世界第一有著無限情意,所以不論好醜,總之再來打破健力士紀錄就是!

一個民族沉淪到這種地步,到底還有沒有希望可言?這個倒該交給一些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去研究。但是,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眼看同胞幹出這樣丟臉的事,畢竟感到心情鬱悶。

香港人一直以所謂香港精神自傲,對大陸人以低劣人種視之。甚至到了他們的經濟成就超越香港,港人仍舊夜郎自大,拉東扯西地以大陸還是有很多不善的地方為由,拒絕承認香港人素質不斷下降的事實。假如,香港人真的認為大陸人一無是處,那這趟跟大陸人一同無知地去搶鹽,是否說明香港人比一無是處更不堪?

當然,香港人最為自豪的就是口才,說得到位就是「死淨把口」。相信很快,就會出現一些說法,表示去搶鹽的一群不是香港人而是新移民,他們所幹的事跟原籍的香港人無關。可是,去搶鹽的真的全是新移民嗎?算是全屬新移民,那他們就不是香港人嗎?那新移民又是否一直會新下去,成為香港獨有的無限代新移民嗎?

狹隘的民粹主義,把香港社會分割得體無完膚,令香港的素質毫無止境的下滑過去。如果,我們感覺日本核電廠洩漏輻射失控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麼香港人素質無止境下降失控又是否同樣恐怖?

核輻射洩漏失控,最壞的打算就是死傷無數,並且那個地方將要完全毀掉。同樣地,香港人素質無止境下降失控,最終亦是把那個地方完全毀掉。

但要對付核輻射洩漏,還得依賴專業知識,所以一般人算是想幫忙亦未必有能力達到。可是,提昇個人的素質,卻是每個人都可輕易做到的事,卻香港人連這麼容易的事也無能力做到,那不正好說明香港人都在等死、都在等末日降臨嗎?

2011年2月11日星期五

劣化社會

新一年的開始,本該是新春大吉,萬事勝意。遺憾的是,香港又發生一宗內地旅客與導遊因購物問題而大打出手的事件。這趟事件要強調的重點是;旅客來自內地!

內地經濟發展迅速,三十年間超越了很多的國家,當中不論是因應經濟發展而作出的犧牲,以至於從中得到的利益,在中國歷史的長流裡倒算數一數二。問題卻是,一個地方的經濟高速發展,往往亦導致當地人民文化急速的滑落。內地的例子,正好印證以上的論調。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昇,這屬內地的不二事實,而另個同樣卻不堪的事實,卻是人民素質普遍下降。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立以來,人民活得痛苦的時光總較快樂為多。一場又一場既無聊兼無謂的政治鬥爭,一把將人民拉進苦難的混水中,毫無益處之餘,同時拖垮了幾千年建立起的文化,這是埋下劣質社會種子的一個主因。假如,中國繼續一窮二白下去,或許整體民族會從苦難的極點下進行反思,最終得到精神解放,生命的素質得到改善以後,才開始走改善生活的道路。

偏偏,另個所謂「要讓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策略,把整個民族以物質主義分割成碎片,造成比文化大革命更為嚴重的民族傷害。所謂「更為嚴重的傷害」,是因為受難的程度與時間於整個民族而言並非同等與同步,相反是涇渭分明。沿海城市的發展,遠超過內陸城市,這是就宏觀而言。從微觀處看,發達城市一樣存在明顯的貧富分野。有人會說,這是任何國家要進行經濟發展的必然狀況。固然,這些「媽媽是女人」的道理普遍被接受且屬實,但所謂「必然」的狀況,其實亦可有程度之分,而其結果屬嚴重或受到管理,當中時間的長短是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如果以「作用力」比喻作物質文明發展,那精神文明就是「反作用力」。物質文明向前發展的速度高,那反方向而行的精神文明發展速度同樣地高。最終的結果,就是人對於精神方面的掌控,會因為精神文明下滑而變得薄弱,簡而述之,就是容易為物質文明所影響及操縱。

對應這趟的事件,以至過往十年八載,大大小小,有關本地跟內地人民衝突的事件,以上所描繪的情況不難套用。

假如,香港有著自身深厚的文化根基,內地的劣質文化對本地衝擊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因為深厚的文化有對新文化去蕪存菁的功能。可是,過去百多年以來,無根的香港一直處於文化激盪的時刻,直接地說就是沒有自身文化可言,更枉論以深厚文化消融新文化。更形可怕的是,香港對內地依賴的幻想,令內地劣質文化不斷有效薰陶出另種香港文化,在此姑以「絕對拜金主義」名之。

「絕對拜金主義」的特色,就是生活成為一切的主宰。生活的定義,亦狹隘地以物質的豐裕程度作為好壞的唯一標準。故此,不管一個人在其他領域有多大的成就,沒有大量的物質充斥於這個人的生活裡,他還是個非常一般的人,那就更不要論一個普通人會得到甚麼評價。那麼,一個安貧樂道、恬於進趣的普通人,於普遍人的眼中就是一個下等賤民。反之,不管一個人所作所為多麼的不堪,只要他腰纏萬貫,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上等人。所以,你是旅客不購物,是下等人,那自然就要被下等對待。反而,三妻四妾爭產、借肚生子、巧取豪奪等等不單不是問題,甚至還成為新聞每天報導的課題,好等大眾不要忘記如何做個「上等人」。

這樣的劣質社會,本該讓人討厭,但很諷刺地不少人非但不覺討厭,更甚是甘之如飴!

2010年12月30日星期四

自戕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於二十九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與“清華大學香港教師國情培訓計劃”全體學員舉行座談,共話如何在香港開展國情教育。

座談會其中的重點,相信就是「如何在香港開展(賦有中國共產黨特色的)國情教育」。中國共產黨對一個地方的監控鉅細靡遺本是常態,實在沒有甚麼大驚小怪的必要,也無須聲嘶力竭地去批判,平民百姓的對應,實該簡單如中國共產黨一貫的思考模式;凡敵人贊成的都反對。

然而,定下對應的方法以後,還是有些地方可以一談。

首先,我們不要誤會「國情」跟「國民」教育是同一回事,反之,兩者實是風馬牛不相干。提出這個地方出來,是因為「生果報」有評論把這次座談會的「國情教育」說成是「國民教育」。姑不對「生果報」是否轉移讀者視線作無謂的臆測,但無論如何,筆誤或是有心炒作皆非善言。

其次,把「國情」納入教育發展的範疇,實是相當奇怪的事。此中奇怪,在於「國情」的覆蓋面相當龐大,亦每分每秒在變化。那麼,該以甚麼的速度、甚麼的範圍去更新「國情」而進行教育?那更不用說「如何有效灌輸」有沒有談論的空間了。

舉個簡單的例子,以說明要達到「國情」教育之荒謬。

假如,今天大陸跟台灣決裂,大陸使用武力收回台灣,「國情」就是以武力逼使
台灣統一,那一直在說「和平統一」的「國情」就不存在當前一天才教導學生「和平統一」的「國情」,轉眼又變成「武力統一」的「國情」,試問學生如何識別甚麼才是「國情」?

固然,以上是個極端的例子,但卻正好說明「國情」教育的荒謬。所以,說要發展「國情」教育,結局將如莊子《養生篇》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可是,更形荒謬的是,竟有隨團的香港老師表示,「回歸以來國情教育在香港已經深入人心,當國家在舉辦奧運會、世博會等大型活動時,香港青年感到由衷的驕傲」。如果香港的老師,只能以隱惡揚善的方式,而非抱擇善固執的心態教育香港下一代的話,這類老師就是亞聖所說的「人之患」;好為人師卻枉授。

一個國民,對自己國家的認識,簡單地說,應該是來自對那個國家本身的歷史與文化。透過對其作出深度了解,而得出一個比較具體的印象。然後,通過對印象的反覆驗證,建立對國家的價值觀。最後,通過反思價值觀而生出愛國的情愫,往後就是經過行為表現出來,當中不論讚賞或批評亦可,而對這些經過深思熟慮的行為
,我們必須予以尊重。

話說回來,要求一般香港的教師做到以上所言,相信絕無可能。因為當代的香港教師,不過是上一代教出來的下一代,而當他們都只被培養技能而非發展才能的時候,我們又怎能苛求他們會有自省的能力?而沒有自省能力的時候,他們又如何分辨對錯?若沒有
分辨對錯能力又同時為權貴的妖言所惑,那他們又怎麼能不被公然「河蟹」,進而變成漫畫大師手塚治蟲筆下的「人肉機械」?

2010年12月6日星期一

誰是天涯淪落人

一個現實、一個虛擬,同樣是姓劉的先生,同樣有著為人景仰的一面,卻是下場各異,說的是起草《零八憲章》的劉曉波先生,與《義海豪情》裡的劉醒。

後者都不用多說,曉是昨夜的電視頒獎禮對劉醒的肯定,已然道個明白。相反,世界對劉曉波先生的肯定,卻因為虛無的意識形態,而不能好好地傳到他的手裡。

有報章頭條標題《釋放劉曉波!多個團體遊行聲援送黃絲帶到奧斯陸》,內容裡盡是義憤填膺的言詞,高喊的都是些「還我人權」、「釋放劉曉波」等等的激昂豪語。然而,反諷的是,在中聯辦圍網外縛上的黃絲帶與心意卡,稍後將被帶到奧斯陸,目的是於全世界面前展示,港人聲援劉曉波的心火不熄不滅。莫非,是挪威方面囚禁了劉曉波?抑或,是那裡的人都不清楚劉曉波的事情?還是,如此盛大的國際事件總不能為政棍所錯過?

劉曉波先生的遭遇,實際可媲美南非的曼德拉先生,而且更形悲壯。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合格的黑社會組織,於「禍不及妻兒」的基本洪門規則上都無法達到。遭行事如明朝東廠的政權所囚禁的,就不獨是劉曉波先生一人,而是包括一眾有所牽連的親朋戚友,都為政權所監視或軟禁,故說更形悲壯。

自所謂的新中國建立以來,這些事情其實一直上演。舉目所見,在時間洪流裡
莫不是好些滿有良心的中國人,前仆後繼的以生命作引,反覆向千千萬萬尚枕於夢裡的中國人示現,該如何擺脫幾千年來惡夢!可惜的是,他們一回又一回的吶喊,每每為人類更基本的訴求所掩蓋,說的是年復年的溫飽。

然而,當這些基本的訴求漸漸為發展所滿足,大部分的中國人又循環過去,回到中國人最可憐的順民狀態。以「最可憐的順民」來形容絕不為過,因為順民也可以有不可憐的
可是,中國的順民絕對是可憐的。原因在於,很多的中國人都感覺到政權壓迫的苦痛,卻是選擇接受甚至變態到享受的亦大有人在。稍為痛得要宣洩的中國人,相對地會多發點聲音,但卻總愛對那些無關痛癢的人道盡辛酸,他們肯定不會知道,那些無關痛癢的人頂多會點點頭,或者比較有禮貌的會眨眨眼,但對改變苦難總是無濟於事。

所以,每當看見好些中國人出來走走,向外國人喊叫一番大國無道的時候,未有覺醒的人自然感覺良好,但對已然甦醒的人來說,看到的反而不是希望,而是一片悲涼。

2010年12月2日星期四

桃源或是圖完

朋友傳來一則南生圍的消息,大意謂有家香港地產商向政府提出重新發展南生圍濕地,興建豪宅、會所、高爾夫球場等大型項目。

無限發展,或曰無謂亦可,於現世代似乎成為金科玉律,是無法否定的硬道理。問題卻是,硬道理一般都並非真正的道理,所以才會加上一個「硬」,是硬來的「硬」、硬膠的「硬」。

未及回味南生圍的印象與情感以前,首先想到的是東晉文學家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記》。

《桃花源記》描繪的是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社會。與當時的黑暗社會對照,涇渭分明。陶淵明藉一個虛構的故事,反映了人民嚮往的一種理想社會,體現出人們的理想與追求,同時也表現出人們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

古代歷史裡的片段,看來今天仍在上演。歷史之所以存在,除了印證當時點滴,還有著啟發今人的作用。可悲的是,近代已鮮有新的歷史經驗為人參考,原因是歷史現在只餘循環,而且循環的頻率愈來愈密。

南生圍是個怎樣的地方,對於沒有到過的人而言,那不過是世界上千萬鄉郊的其中一個,它的存滅或變遷,算是有心人行文萬千,相信該及不上《義海豪情》般惹人注目。

故此,與其娓娓道出南生圍的夜空星光何其燦爛、風景如何優美、個人有著多少回憶與感受,倒不如反問;知否「貝貝」曾於何地迷路?對上看過撐船的船夫曾於何時何地?可供留下回憶的拍攝婚紗照熱門景點剩下多少?攝影愛好者必到的「聖地」餘下那裡?二人世界的浪漫花園還存幾許?一家大小假日去處還有多少選擇?

假如,道德不能變成公德而得體現,說教就是一些空論。

假如,道德為拜金物慾主義所淹沒,人生就是一片空虛。

假如,道德因潮流時髦而變得落伍,世界就是一場混帳。

假如,道德被無謂的發展無情輾過,滅亡又算得上甚麼?

南生圍,無疑只是萬千鄉郊的其中一個,但正因其為萬千鄉郊的其中一個,為甚麼發展商仍不願放過?

2010年11月22日星期一

從趙連海看仁義

從仁而伸延出義,是儒家把天道具體表現於人身上的重要思想,亦是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傳統文化。世上大多數的民族或文化,對於天道一般歸於神、創造者或「自然」,而不認為人可以通過具體的行為表現出神性,即人不可能成為聖人。唯有中國,幾千年以來一直奉行這種文化。

固然,仁義於中國每個時代都有彰顯隱伏,但就從未間斷。

近年,形容中國是巨龍飛騰、大國崛起等言詞此起彼落,但正如過往拙文所言,國家要守住「有容乃大」的原則,此中不管對外對內亦然,才可真正稱得上是泱泱大國。

然而,最近趙連海因毒奶粉事件為公義出頭,最終換來牢獄之災,正好是連環賞了我們歷代老祖宗好幾巴掌。

一個普通平民百姓對不良企業的控訴,中央政府把他判刑不止,居然還出動國家傳播機器「新華社」,羅列大量所謂證據,將不仁不義,漠視公理的判決變得合理化。

然後,本地好些垃圾,還大言炎炎,公開恐嚇所有支持趙連海的人,說明凡與中央對抗必無好下場。或許,這個與雞結緣的爛咀客,都沒有看過最近的《義海豪情》,算是看過也遺漏了醒哥的提點;就是沒甚麼事情可以嚇怕豁出去的人!不過,既是天道長存,也就等天跟他算這筆帳吧!

至於其他有勢人士(在中央面前,任何港人都不可能屬於有權人士),例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范椒芬,較早前就聯署內地部門,希望對趙連海從輕發落。驟眼看去,這是義舉,但認真去看,行動固然不是義舉,勉強只算是「不舉」!

因為,判刑事件本身屬荒謬,而一旦在荒謬之下有所動作,那就只會是荒謬中的荒謬,所以不應該發生與之有任何關連的舉動,反之只有把荒謬戟破的舉動才算合理、才屬正常,此中亦只有譴責判刑者方為一途。

可笑的是,今天報導引述,羅范椒芬指出;內地司法制度,強調寬嚴相濟,情、理、法都要依據,當地法院已就趙連海的判決,公布理由,並港區人大就不會再有跟進。既然說得上情、理、法都要依據,那末倒要看看趙連海被判刑的情、理、法何在?

於情而言,趙連海因自己骨肉被害,而對其他受害人生出同情,這就是情,人之常情。因為這份同情心,繼而轉化為控訴,就是由情而生義舉,理所當然。最後,基於國家有保護人民生命與財產安全的義務,他透過行使公民權利抗議,就是法所賦予,法所依歸。

那麼,一件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事情,又怎會被認定是不合情理又非法?此中唯一解釋,就是所謂情、理、法,只能服務於黨機器,而所謂國有國法只是虛設。以此為理,中國其實已經不存在於世,剩下的只有一個叫中國共產黨的國家,而且那裡絲毫沒有中國文化可言,甚至連影子也沒有,故而仁義不彰。

所以,那些大聲疾呼來生不作中國人的,基本上可以閉嘴,因為幾十年前世上已沒有了中國人!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奧特曼啟示錄

日本的奧特曼(超人)系列,誕生至今超過四十多年,並且未有告一段落的趨勢。

最新一齣以《奧特曼‧賽羅》為主的電影,據聞會於本年十一、二月左右於日本公映。

跟《哥斯拉》系列一樣,日本的奧特曼,並不單如畫面裡超人對戰怪獸或外星人般表面。隨著哥斯拉的完結,奧特曼隨之取代而成為日本人世界觀的一種示現。

於深入說明這個看法以前,首先要簡單介紹整個《奧特曼》系列的歷史以作基礎。
1966 《初代‧奧特曼》        Ultraman
1967 《賽文‧奧特曼》        Ultraman Seven
1971 《傑克‧奧特曼》        Ultraman Jack
1972 《艾斯‧奧特曼》        Ultraman Ace
1973 《泰羅‧奧特曼》        Ultraman Taro
1974 《雷歐‧奧特曼》        Ultraman Neo
1980 《愛迪‧奧特曼》        Ultraman Eighty
1990 《葛雷‧奧特曼》        Ultraman Great
1993 《帕瓦特‧奧特曼》    Ultraman Power
1996 《迪迦‧奧特曼》        Ultraman Tiga
1997 《戴拿‧奧特曼》        Ultraman Dyna
1998 《蓋亞‧奧特曼》        Ultraman Gaia
2001 《高斯‧奧特曼》        Ultraman Cosmos
2004 《奈克瑟斯‧奧特曼》Ultraman Nexus
2005 《麥克斯‧奧特曼》    Ultraman Max
2006 《夢比優斯‧奧特曼》Ultraman Mebius
2009 《賽羅‧奧特曼》        Ultraman Zero
整個奧特曼的歷史,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 1966 到 1972,可以稱為創生期。所謂創生期,就是通過矇昧摸索而後發展的一個階段。
初代奧特曼(只有香港稱之為吉田超人)基本上連名字都沒有,可見製作單位當時並未預計奧特曼可以成為一個系列或風潮,更加不會料到發展成一種大和世界觀的示現。

比較初代與賽文奧特曼,將不難發現兩個雖說同為超人,卻是從頭到腳都有著明顯分別。再看 1971 的傑克(其實名字還是後來才加上),他跟初代在外型上比較接近,說明了通過摸索而對初代的回歸,而 1972 的艾斯,則是對賽文的回歸。至此,奧特曼系列產生了兩個基本的原型,可以分別稱作「初代」及「賽文」原型,而所有往後的奧特曼,創作都離不開這兩個原型。





第二部分,從 1973 到 1980,是奧特曼的探索期。所謂探索期,是指奧特曼在形象上已有一個肯定,但是在內容或意義的層面卻是比較空泛。

第一部分的奧特曼歷史,強調的是簡單的正邪對決,雙方所展示的皆屬外來及巨大的力量。邪惡力量方面,雖未如《哥斯拉》般以原子彈的恐怖力量作隱喻,但其巨大卻是種必然。故此,正義一方同樣具備強大的制衡力量,便是理所當然。

但是,七十到八十年代的日本,經濟已然重上軌道,那一代人民生活普遍從戰後得到明顯的改善。因此,沿用剛戰敗後的思路作振奮人心已不合時宜,所以在內容上必須加入比單純溫飽更高層次的意義,此中以愛迪奧特曼(超人八十)所希望表達的最為明顯。

從戰後重生、重塑價值以至說文教理,奧特曼於日本社會而言,其實已屬功德圓滿,而事實上中間差不多十年時間,奧特曼的行蹤非常飄忽。然而,若奧特曼系列於那個時候停止發展,成就將遠較今天遜色。不過,現實上奧特曼並沒有停下步伐,只不過方向上就從內轉外,邁向世界。

第三部分,從 1990 到 1996 以前,屬於奧特曼的轉營期,或說黑暗甚至垂死期也不為過。

葛雷與帕瓦特奧特曼,分別是因應澳大利亞與美國的市場而產生。曾經,日本動漫對美國青少年構成一股強烈的吸引力,而這種現象正好讓日本以此文化作為反攻美國的一個手段。問題卻是,雖有多元文化的外衣,美國的核心價值仍然是寡頭文化。所以,日本這種文化侵略在美國根本行不通,故此奧特曼於美國無法亦無可能生根。

這段以外展為主而忘卻本來的日子,險些便讓奧特曼壽終正寢。幸好,日本經濟的失衡滑落,令奧特曼得到一次重生的機會,再度回歸到日本人心裡,成為日本文化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從 1996 到現在,是奧特曼的契合期。

所謂契合期,是說經過四十多年的琢磨,奧特曼終於有機會與日本人契合,兩者合一而不可分割的狀況。若然這一結合成功,奧特曼將成為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亦即文章開始說及的「日本人世界觀的一種示現」。

迪迦與戴拿奧特曼,強調的是光明,但是所語的「光明」有著特定的意義,而這個意義必要以希望作解釋,否則便無法貫穿到往後的夢比優斯身上。迪迦又名「光之巨人」,字面上已表達得非常清晰。至於戴拿,在最終的劇場版裡面,光明的意義則更為明顯。

然而,光明的延續,進展到以「伙伴帶來希望與未來」作訊息,與日本人的團結、生命共同體等主要價值產生共鳴,卻要待至夢比優斯的出現才能完全契合。

至於這歷史部分出現的高斯奧特曼,屬於一個主旨以外的環保話題,他可以被視為環保超人。另外,如奈克瑟斯及麥克斯奧特曼,他們可以被視為創造夢比優斯所經過的原型,在意義層面上沒有甚麼貢獻可言。



到了夢比優斯的階段,可以說是把整個奧特曼家族拉進來而創造出與日本整合的一個契機。透過伙伴間的默契,歷代奧特曼因緣際會出現於夢比優斯之間,把四十多年的時空重整,把奧特曼一一緊扣起來,並與日本戰後的歷史黏合,從而將「伙伴帶來希望與未來」,融入日本的價值觀,成為日本人世界觀的一個重要部分。



從奧特曼的歷史一轉,再看中國人所經歷過的同樣時光,其中不禁唏噓。

中國的文化無論在質與量的方面,都遠遠超過日本。但是,自滿清入關以後,文化開始停滯,甚至衰落。更甚者是,經過民國與今天所謂的新中國,文化的下陷益發嚴重。

一個民族的消失,往往是文化的陷落所致。故此,聰明的侵略者於征服一個地方以後,必會消滅當地文化,然後灌輸他們的文化。

被別人征服,毀滅文化而最終落得滅族收場,撇除因果以外,剩下的還教人感到可惜。然而,一個民族若是自我鄙視本身文化,而最終令文化湮滅,到最後滅族收場,又教撇除因果以外,這個民族的消失到底又算否可惜!?


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

為無辜死傷者討回公道

菲律賓鎗手挾持人質,最後導致多名香港旅客受傷及死亡第四天,於沉重與悲憤的心情下,呼籲全港市民為傷者及死者討回應有的公道。

人命寶貴,不容踐踏;這是一項基本原則,這是因為所有人生而平等,這是因為無人擁有操控別人生死的權力。

事件令所有港人感到震撼、悲痛、忿怒、可惡。算是更多的形容詞,也無法概括港人所感受到的複雜情緒。發展到今天,縱然鎗手已伏法,可事情並未因此結束,因為根據所有可見可聞的事實,菲律賓政府無意為事件作出恰當的承擔。

對於菲律賓政府的指控,不是無的放矢。

當菲律賓的民選總統,面對傳媒引用當年俄羅斯劇院人質被屠殺的事件作例,向世人狡辯是次菲律賓挾持屬同類事情,這已反映出整個菲律賓政府所恃的怎樣的一種態度。說得明白,就是他們無意為事件負責,亦無懼因為這種不負責任帶來甚麼後果。

然後,菲律賓政府官員,提及港人作出報復行為,全屬轉移視線的技倆,企圖把自己由始作俑者的身份,變為受害者。這些舉動,再度證明菲律賓當局諉過於人。

再者,菲律賓參議院議長認為「菲律賓毋須向香港道歉,因為這類事件在任何地方,也有可能發生」,但我們更非常明白這些「可能發生」的事情,並不一定會出現死傷無數的結局。對於這種表示,令我們絕對相信菲律賓政府根本不會為事件負上丁點責任。

假如,我們只是希望香港以至中央政府,透過外交手段敦促菲律賓政府正視,那麼,我們對事件中不幸死傷者的震撼、悲痛、忿怒、可惡,與及所有所有的感受,都只會幻化成一些不著邊際的情緒,亦只能如所有情緒隨時間消失得無影無蹤。那麼,事件中的死傷者,只會成為人類醜陋歷史裡的幾句言語,其中沒有情感、沒有公道、沒有教訓,更重要是他們的犧牲,變成歷史長河裡的必然,而既屬必然,那麼價值何在?

如果,我們真正認為他們的死傷有著非常高的價值,那就必須為他們把那些價值彰顯,而不是讓他們為政客用作政治公具,然後於無利用價值後棄如糞土。

若然要為他們討回公道,彰顯以生命換來的價值,則作為港人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以一切經濟手段對菲律賓進行制裁。我們無必要以頭腦發熱的心態仇視所有菲律賓人,然而制裁並非出於無理性的仇視。相反,制裁是理性的手段,否則聯合國對某些國家進行制裁都屬無理。進行制裁目的,不過是希望菲律賓政府從痛而不死的情況下,認真對整件事情反省,然後將反省後的結果,以具體的行動回應所有的香港人,而非透過民間零星的道歉馬虎了事!

有人或許會認為,現在對菲律賓進行任何形式的負面行動,都屬仇視,而且有可能會影響到無關的其他菲律賓國民。對於這些看來理性卻不知所謂的理性,其論據基礎全無。原因在於,菲律賓政府是由民選產生,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在民主原則下,所有菲律賓國民亦要共同承擔。

對待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實無須以婦人之仁,套住伸張公義的良心。

希望我們的每分微力,可以為死者帶來真正的安息,為倖存者抹去恐怖的陰影。

2010年8月4日星期三

犯賤何價

大法官包致金姪女因襲警被輕判的案件,被捧為城中熱話。有說是香港法治已死,法律淪落到單為權貴服務,也有說輿論為法治加壓,最終會破壞香港賴以成功的司法獨立精神。

一件普通案件,到底為甚麼會惹來社會發出這麼多的聲音?事件又是否如上所言,是法治已死的徵兆?苟如是,那是權貴殺死法治?還是輿論破壞法治?

法庭判決案件,是根據法律作出訟裁,而法律的制訂,是因應公義對所有受法律所規範的人帶來保障,故此才有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產生,並且普遍被認同。

那麼,從法律彰顯公義的根本著眼,研究是次案件是否合乎公義,則應該可以輕易判別是非黑白。

要 從公義開始推論,首先要解決何謂正義的問題。撇開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倫理學》對自然正義的說法不談,就現代人文社會,或曰先進司法獨立國家或地區,都習慣把正義區別為「程序正義」(Due Process or Procedural Justice)與「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

兩者對正義的定義並無分別,分別只在於如何行使「正義」作判別對錯。若正義是目的,兩者可被視為非必然但充分的手段,而通過這些手段達致目的。

那麼,這裡又要先了解「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所謂何事。

所謂「實質正義」,簡單地說是正義於事件上所顯示的終極狀態,或可簡單地了解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可是,要達到「實質正義」所描述的狀況,前設是獲得大量的資訊,以至能充分達到絲毫不倚的判斷。問題卻是,在每項需要用上正義判決的事件裡,我們並不一定可以做到,就好比「清官難審家庭事」一樣。透過法庭 裁決,同樣會出現剛述情況。故此,當要判斷正義,及行使因應正義判決的相關賞罰的時候,就會依「程序正義」的法則進行。

「程序正義」,就是因應我們無法斷言甚麼狀態才是符合正義的終極狀態產生。所以,我們都必須遵守某些公正的程序,凡是按照公正程序所產生的結果,就應該被視為正義的結果。
正因為「程序正義」乃是逼不得已的產物,故此它必須存在相當的普遍性,而盡量減低特殊性。當中的幾個基本原則必須遵守,即中立性,勸導性爭端以及解決。(欲知詳情,建議參閱美國學者戈爾丁的《法律哲學》)

說了那麼長的序言,那麼包致金姪女的襲警案,於行使正義為基的本子上,又該如何定奪?
首先,我們無須從「實質正義」入手去判定事件。因為,假如從「程序正義」的角度出發已經證明事件並非達到一個正義判決的話,便無謂在「權貴殺死法治,還是輿論破壞法治」的枝節上打滾。

「程序正義」的其一要點是中立性。所謂中立性,強調的是與自身有關的人不應該是法官;結果中不應該含糾紛解決者個人的利益,及糾紛解決者不應有支持或反對某一方的偏見。另外,於解決原則下,糾紛解決者的中立性、程序的對等性、合理性、自治性、及時終結性、終結性、人道性都必須符合。

根據以上關於中立性的定義放到案件上,驟眼看去並無不妥。可是深入一些去研究,於「不應該含糾紛解決者個人的利益」這兩點之上,我們可看到一些端倪。

被 告人是包法官的姪女,那麼我們是否有權懷疑當審法官與包大人的關係?固然,這種質疑近乎無的放矢,蓋以這種邏輯無限伸延,這單案件將無法為任何法官作處 理。但是,亦因為包法官的緣故,懷疑雙方的關係,以致作出利益的聯想亦屬合理。故此,要解決公眾疑慮,一就是主審法官對市民公開交代,再不就是委任另一個 法官對事件作裁決。

再者,於解決原則下,是次案件判刑的合理性絕對受質疑。因為襲警本身屬嚴重罪行,象徵意義及實際情況乃是真正對法律作出挑戰。而且,根據過往的案例,單是第一次襲警的判刑,都可能較是次案例為高,更何況她已是三度被控襲警?

就以上兩點所見,足以證明是次案件的結果,已無法達到「程序正義」原則的要求,換句話說,判決結果並不正義。那麼,誰破壞香港的法治,不就已經明明白白了嗎?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天下無不大搞之大龍鳳

大龍鳳之所以容易攝取目光,往往龍鳳其次,其「大」反而是主要。所以「大」者,每因其牽涉者通常愈來愈多、覆蓋範圍愈來愈廣,當中不論跟事件有無關係亦言。

唐太宗世民曾經的警世話語;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用於審度今日香港的情況仍然適用。

戰國時代,梟雄崛起,各據山頭以圖霸業。其中所謂國王者,聰明者少,愚昧者多,卻造就了好些公子謀士留名千古。魏信陵君、趙平原君、齊孟嘗君、楚春申君,合稱戰國四公子者,縱橫當年時空,除卻締造了豐富的中華歷史以外,更留下不少發人深省的故事。

信陵君的事績,相信或多或少亦有聽聞,當中比較出名的,該算到「竊符救趙」與及「毀廢戕身」的故事。

「毀廢戕身」,想是信陵君最失意倒楣的時候,否則以他一代豪傑,又怎會因沉溺酒色而死於佳釀與美人之中?問題卻是,甚麼令他失意如此?說穿了,不過又是一場大龍鳳反間計,以譭譽榮辱陷一個人於死地的技倆。可是再進一步去看,為甚麼信陵君又會惹來奸人陷害?究其原因,實又走不出利害一事,蓋信陵君屢破秦軍,於秦而言是大患,不能不滅也。事實上信陵君一死,秦不久即攻陷二十魏城,最後更把魏王擄去!

固然,信陵君雖非如項羽屬驃悍大將,亦非似聖人能感化魏民以抗秦,甚至他可能只是一般希望留芳百世的公子哥兒,但當時他的聲望能令諸侯與將士歸心效命卻未能抹殺。

今天翻開蘋果,看到頭條《二千字桃色聲明大控訴》,副題就是《甘乃威女助理突然再發難》。果然,「甘乃威事件」餘波未了,說明了是次大龍鳳該進入高潮。

一如前言,對於甘乃威個人於事件中的種種無意演述,畢竟男女間多是有理說不清的事情,深究無益。

不過,若以一個極端陰謀論者的心情去看整個事情,卻又是滿有興趣。

所謂「整個事情」,就是不單研究單一事故的緣起因果,反之是看構成因果的來龍去脈。

首先,提出的是蘋果在台灣受到社會一面倒責難的新聞。蘋果集團一直不為台灣官方與民間所接受,表面成因是其敗壞當地風氣使然,民間的回響亦足以作證明。可是,當官方不只一次高調介入的時候,就不難發現內裡應該還有其他原因,甚至可能那些才屬主因。原因在於,政府是以執行法律作維持地方穩定為務,故蘋果集團要是犯法,政府只須依法執行即可,而事實上對蘋果某些案犯亦有執行,嚴重者更可取締其經營牌照。但是,政府卻無須再發動輿論機器致蘋果於死地。

那末,為甚麼蘋果會得到台灣政府的「特別待遇」?

雖有答案,可不能在這公開,否則可能被告誹謗!不過,答案卻對了解整個事件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

既然卡在這個地方,那不如先看民主黨該如何拆解這個炸彈。以局言局,甘乃威對民主黨而言唯有剩下的價值,就是藉以犧牲他讓民主黨在道德地往上重拾幾級。問題卻是,早前一群元老跟壞腦已把民主黨摔到十八層地獄,那麼犧牲甘乃威而重拾幾級,可能連回到十八層的入口亦未及。

所以,民主黨不單要與甘乃威割蓆,更重要是藉此向上之勢頭再加把勁,一舉以肯定、並不惜工本的氣魄全力參與「五區總辭」,以今是而昨非的態度,帶動全民做一場民主大龍鳳給特衰政府來記悶棍,也順道把民主黨從地獄炮彈回天堂。

當然,民主黨會接受這樣的要求,實似天方夜譚。不過,若民主黨還不懂得乘機挽回劣勢的話,倒不如乾脆執拾包袱離場更化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