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六四、正視六四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當天的情景，不論是親身或從螢幕所聞所睹，相信年過三十的地球人莫不仍似歷歷在目。

香港過百萬人湧到街上，媒體引述不論派別與利益者對學生的支援與對當權者的痛罵，當中反映出一個既簡單又基本的現實就是；人命可貴，不容踐踏。無論從甚麼角度出發，涉及人命的事件是非常嚴重的一回事，既不能扭曲事件的原本，也不該輕言掩飾其中任何細節。

六四當日，走到街上的人，相信對以上所言在理念上應該非常接近。

昨天餘暇，看到城市大學裡舉行的城市論壇，驚嘆現今某類城市人對六四定性的不同看法。最為人痛心者，不是那位甚麼青年網絡發言人，對平反六四持沒頭沒腦無厘頭式的反對怪論，而是那些年過三十的權貴與疑似一般市民者，他們對「存在就是真理」那種熱衷態度。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以他個人能在中央政府裡「暢所欲言」，表明中央政府慢慢走向開明，企圖游說要求平反六四人士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改觀，甚至妄想一舉把六四事件從歷史裡完全抹掉。可惜，是非黑白今天原來還是有其普遍依據，城大學生會會長李安然同學，以日本篡改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為例，証明淡化以至扭曲一段歷史，實無法改變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相反只會為事件惹起更多的質疑，為因事件而受或大或小傷害的人帶來無法忘懷的纏繞。

誠然，對於六四屬於甚麼性質，究竟是單純的愛國運動？是半推半就的動亂？還是有計劃推倒共產政府的一場革命？現時雖有一定的說法，但所持的推論還是欠缺一些材料上的支持。正如一套拼圖，已差不多勾畫出一個人的模樣，可是當中有關面目的零碎拼塊仍手執於某些人手裡，讓所有人都無法得窺全豹！

所以，若說平反六四，那麼在理性上不禁要問；我們要平反六四的甚麼？單是事件中有人被殺？還是事件裡更深遠的目的？

這裡要強調的是，不急於尋求對六四平反，並不意味對事件已有另個看法或定調。反之，正因為六四在中國史上這樣的一件大事，作為中國人更要對之嚴肅處理。

所謂嚴肅處理，就是要求中央政府馬上把他們手裡關於六四的材料公諸於世，讓世人從所有可及的資料裡重新整合一個六四「真相」，然後再作出對事件的評價。亦只有透過對世人公開，通過公議，事件才可能得到一個公論。固然，縱使最後仍舊存在另有看法的一群，但他們要讓其餘人等信服，就只能發掘更多資料，發表更有力的研究以推翻公論。

以此為據，則未來六四的方向，是否應從消極的懷念為導，轉為積極的施壓為主，令事情可以早日水落石出，讓往後對六四所作的無論是運動或紀念事情來得更有意義？為下一代鑑證一段中國曾經出現的事件，令他們自己的歷史書裡不致出現一頁空白？

問題卻是，要在人民歷史裡求取真相，要的不是重複又重複的動作，最終那只會變成是一首令清醒的人生厭的催眠曲而已，對肯定一個評價無補於事！假如，真心為事件中所涉及的人命查個明白，就要為力求真相作最壞打算，問題是今天力喊平反的人，多少個為自己所爭取已作最壞打算？

符錄不能破負六

道教其一分支茅山宗有個派系稱為「符錄」，基本是以寫符作法，為人解厄。簡單來說，就是通過借用鬼神力量，去解決人力所不能逮的問題。

剛剛出爐的經濟預測，香港的增長預期為百分之負六，說明本地經濟將步入衰退期。兩大庸曾的老二俊華，數月前於公佈財政預算案當日，以及隨後在不同的場合也再三強調，本年的財政預算案是適時合度，更有一眾無恥的保皇先鋒，既無廉恥又無智慧的盲目喪舔主人的鞋，以統一口徑支持政府趕市民上絕路、支持妖魔為害人間。

對於坊間曾經出現為財政預算案說項的人，現在確實不知怎麼去形容他們。若以隱惡揚善之心計度，則唯有善意形容他們為沒了腦袋的一群！

至於仍舊以為政府是運用審慎理財哲學，而非守財奴才今已黔驢技窮的話，則同樣只能以善意形容為吸食過量政治大麻的一群！

本來一場疑似為特衰政府而臨的豬流感，可以勉強又符碌（Fluke）地為其挽回一點尊嚴，讓已然千瘡百孔的香港找回些微信心。

藉其勢順，兩大庸曾之首，人稱特首的蔭權，昨日竟然以沾沾自喜的心情，懷著施小利於民圖換來掌聲的賭博心態，一再故態復萌，於立法會內口出狂言，借代表整體香港市民為名，發表其「特異」的六四表述，為其主人過去高瞻遠望的「偉績」，以「存在就是真理」的謬論高度發揚光大！

可惜的是，血冷的生物不可能裝來一副熱血心腸。愈是惺惺作態，就愈凸顯那股冷血的味道。

六四二十週年，有心人開始用質疑、淡化甚至倒置的言論去攻擊強調要平反事件的人。平情而論，說要平反在邏輯上有問題，但若要求把事件公開，讓所有人得以先了解整個來龍去脈，然後透過廣泛的討論後再行定性，於一個中國人而言，實在又是非常合理且必然的訴求。假如中國政府能把當日的事件的材料加以公開，則是非黑白自會得到公論，而結果將會為多數人解決這個二十年的心結，當中對涉及事件或是只求真相的人也屬一個解脫。

然而，相對於中國政府在六四事件上「不聞、不語、不理」的執著，香港的一眾奴才庸官與趨炎附勢的政棍就顯得更加不堪！假如，世界沒有紀錄或記憶這回事，則這群似人非人物體的面目就不會如此猙獰。問題卻是，今天自以為掌握民意的曾特衰，以至一眾隨其後吃主子剩下骨頭的狗賊，二十年前還不是跟社會大眾同一個調子譴責中國政府？！不過，他們跟社會大眾的分別，在於社會大眾是義無反顧的對是非作出應有的判斷，但他們卻是白癡地反噬主人。所以，今天社會大眾仍舊聲討的同時，那些為主人鞭撻了二十年的狗賊，只能垂頭喪氣的站到其主人一方，對主人所示用盡吃奶力氣不停搖擺尾巴以表忠貞！

現在香港的形勢，就是充斥著這樣的一群狗賊於社會決策層內。這樣的香港，到底還有甚麼前途可言？

若然，香港人不想為這群狗賊所欺凌，則必須堅決與他們站在對立面。實際運用的手段就是長期不合作直到改善的出現。而在短線方面，借用特別的日子宣揚，例如七一上街，這也是為保持長期鬥爭決心的催化劑。符碌以至符錄都不能解決當前香港的厄運，唯有我們港人真正承擔自己的命運，以行動作出正確的選擇，才可從人禍脫走出來。

今年的七一，假如少於一百萬人在街上匯聚結集，形成一股對抗不公不義力量的話，則往後不無法悲觀地預計香港將要在十年間為世界所淘汰！

步向明天

延續昨天《走過黑暗》裡面關於「僱主該如何獲取信息以得知誰屬有素質的員工」的問題，我們先看以下一個關於信息傳遞的難題。

在戰爭進行期間，有甲與乙將軍處於兩個據點。甲將軍根據情報，得知敵人進入攻擊範圍。如果，兩軍聯合進攻的話，將能取得一次勝利。相反，任何單獨的進攻，將會挫敗。

那麼，甲將軍該如何協同乙將軍共同進攻？

基於保密理由，兩軍之間的傳訊只能依靠情報員作親身傳遞。甲將軍派出情報員往乙將軍營地，告訴他兩軍明天同時進攻的消息。

然而，可能發生的是，情報員失蹤或被敵人擄獲而沒有回到營地。也就是說，雖然情報員向乙將軍傳遞了信息，但甲將軍卻無法確定。同時，情報員縱使安全回到所屬營地，乙將軍亦無法確定，當然他亦無法確定甲將軍收到同意的信息，那麼他最保險的做法，就是取消在約定時間進攻。

然後，甲將軍無論再派情報員執行多少回同樣的傳遞，結果還是一樣，即信息不能被確認接收。所以，聯合出兵永遠無法達成。

以上例證，說明雙方因信息傳遞失效，不確定性導致所預期的目標受到破壞。

回到勞動市場，當中存在僱主對求職者能力信息的不對稱；即求職者對自己能力如何的資訊，永遠高於僱主。假如僱主無法突破此一困局，他就只能以市場平均工資，作為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去選擇員工。那麼，二手車事場的情況，就會出現。換句話說，逆向選擇會打破優勝劣敗的準則，最後破壞整體市場運作。

若要維持市場的健康運作，那麼能力高於平均值的求職者，就要想辦法向僱主發出訊號，令僱主可以將他們區分出來。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求職者的文憑，或相關專業資格，這裡一律歸納為「文憑」。文憑成為一種有力信息，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成本與能力成正比（這裡先撇開同級但不同素質教育機構所出現的異差），而不同能力的人所受教育的程度亦有不同，因此能成為幫助區分的有效信息。

誠然，教育本身不一定能夠提高一個人的能力，文憑也不過是純粹在向僱主「示意」能力的分別。

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般情況下，手執文憑比沒有文憑的人更具能力。原因在於，能力低的人要模仿能力高的人（即以獲取同樣的教育程度來表現自己能力高），他們將要付出較高的成本，例如，要用更多的時間學習、考試失敗帶來更長的投資回報期等因素，將會影響他們獲取同樣教育程度的決定。

縱使，僱主假定教育程度與生產力並不存在必然正比關係，但仍然無損文憑作為有效信息區分不同能力的人。這個現象，亦有效駁斥坊間所謂「文憑與工作能力無關，故無必要太注重」等詭辯。因為，無論文憑與工作能力有無關係，但作為區分信息的功用依舊存在，而受信息不對稱影響的僱主，這項區分信息對其決定採用求職者與否，具有一定重量。

結論就是，因金融海嘯影響下而出現較易調配時間的人，選擇進修屬於最佳策略。固然，要進修甚麼？投資多少時間與金錢？那自是因人而異。可是，從因時而制的思考角度去看，此時此刻，進修策略遠比休閒度日策略為優勝，不論對就業或失業者亦然。

走過黑暗

早前發生的金融海嘯，影響漸次浮現。經濟下滑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包括信貸收縮、商貿呆滯、失業上升等一連串的問題，確是令人感到心煩意燥。

不過，經濟不景既成事實，長嗟短嘆亦只能起一點安慰作用，長遠來說，只要一息尚存，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然而，我們可以等待好日子出現才奮發圖強，可是起步慢就得承擔比有準備的人更多的成本。

那麼，處於這段艱苦歲月，到底該如何有效充實自己，為未來經濟復甦做好準備？

一個老掉牙的策略，就是要為自己提升裝備，此中適用於僱主或僱員。固然，作為勞動分子的一員，對於僱主如何為未來準備實是沒有興趣談論，更何況無論建議可行與否，站在工人立場，也屬一項資產，斷不會平白獻給資本家。

那末，只談「勞動分子該如何準備」相信已然足夠。

作為勞動大軍的一員，基於「理性人 – Rational Economic Man」（經濟學把理性人定義為；通過理性思維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的人）的考慮，自我提升就是利用往後的結果，將自己與一般的勞動者區分出來，從而讓僱主可以容易辨認得出，最終達到受雇的目標。

到此，陰謀論者會疑問；無論怎麼努力上進，醜陋的資本家最終還不是會打壓勞動人民？

或許，未解答陰謀論者的問題以前，先看一個解釋「逆向選擇 - Adverse Selection」的「二手車模型」（檸檬市場 - Market of Lemon）是如何運作。

假設你移居到一個陌生城市，想要買一輛二手車，於是到了二手車市場。

你和賣車者之間對掌握汽車質量信息是不對稱的。賣家知道汽車的真實質量，但你只知道好車的售價是五萬，壞車的售價是一萬。要充分了解二手市場上汽車質量的好壞非常困難，頂多你可以通過介紹、外觀與簡單的測試來獲取相關的信息。而這些資料是很難令人判斷出車的質量，因為車的真實質量只有經歷長時間的使用才可充分得知，但明顯地在二手車市場不能達到。

所以，在你買下來以前，是不知道那輛車是高質量，那輛車是低質量，而只知道場內汽車的平均質量。

假定你的時間有限，或是欠缺耐性，不願反覆討價還價。你先開價，如果賣家接受則成交，反之作罷。那麼，你該開價多少？

開價五萬，並不一定買到好車，但斷也不會開價一萬而買一輛壞車，那麼，拿平均價三萬（或高少許）似乎就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價位。

換句話說，典型買家只願出平均價三萬買入汽車。這樣一來，質量高的汽車就會撤離市場，而場內只剩下質量相對地低的汽車。也就是說，高質量的汽車在競爭中失敗，市場只能容納低質量汽車。這個情況循環下去，市場漸變成低劣二手車博物館，最終一輛汽車也賣不出去。或者，買家只能接受低劣質量的汽車。

如把以上例子中的僱主看成是買家，僱員是賣家，我們有理由相信，僱主並不希望所僱用作為生財工具的人，在素質上是相對地較其他市場為弱，因為員工的素質，最終會反映在僱主所經營業務的競爭力上。除非僱主選擇離開市場，但離開市場的成本相對地高，所以非必要的話，選取這個策略的僱主注定失敗。

低劣的素質，自然得出低劣的競爭力。所以，我們亦有理由相信，當市場存在足夠有素質的員工，並有能力（單以收入減除成本為據）聘請的時候，僱主將不介意用合理的價錢僱用員工。

問題卻是，僱主就如那個想買車的人，他該如何獲取信息以得知誰屬有素質的員工？

鑒於這裡的一貫傳統，要解說僱主的問題，就得看收視如何，方可決定甚麼時候下回才會出爐。

贈中學

誤人子弟又一間
強要簽名逼學生
庸才魯莽想福建
卻陷無力小西灣

春風原作化雨任
誰教毒害百花殘
若然孔聖今還在
如何痛斥人之患

假如我是瘋的

近日本港捲起的一股議事堂「粗口」熱，被庸官與政棍連環發功讓其升溫。此中最無聊者，當數積極為下屆特首鋪路的梁振英。

梁振英向傳媒大放厥詞，意謂社會花大量精力於定義及討論粗口，只會造成內耗及分化。對於他所提到「大量精力」、「造成內耗及分化」等說話，看後不禁要問，梁生是否剛從火星回流？他對香港的近況到底有多少認識？

「大量精力」是否對事件正確的描述，想必要先理解那件事情是甚麼？又精力從何而來？再精力是否大量？

如前所述，香港議事堂最近出現不少「粗言穢語」，而事實上確實如此。無論是否認同那些屬粗言穢語，也不能否定其為粗言穢語。這裡的問題不在於那些是否粗口或粗言穢語，而是就那個場合用上該等語言是否合適？

不能否認的是，特區首長（曾蔭權）、政府官員（唐英年）與及社民連三位議員（梁國雄、黃毓民及陳偉業），皆曾於不同時間、同一空間用上「粗言穢語」。那麼要問的是，當主要議會角色皆應用「粗言穢語」，是否說明「粗言穢語」在議事堂屬合理及合度？

固然，社會一般認為粗言穢語不該應用於普遍場合，但並沒有認定為不適用於任何場合，此中反映於社會各界在特定場所對粗言穢語的容忍或接受。

但不要忘記的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先決是法律與規定，道德次之，這是一般社會學的共識，目的是以客觀的條文，代替主觀的判斷。假如沒有法律或規定作依歸，道德判斷的行使還是要被看成是最後手段，而採用與否則取決於非行使時對社會造成的影響，與及行使後社會要付出的代價。

應用「粗言穢語」在議事堂上若屬不合符尺度，並將為社會帶來嚴重破壞，則曾經在那場合說過這些語言的人，務必要為其所出言語道歉，向社會作出道德上的交代。。

問題卻是，涉嫌應用「粗言穢語」的官員，反過來發起圍剿其他議員在議事堂上「粗言穢語」，這不正是賊喊捉賊的最佳典範？換個角度，這是否代表政府有特權於議事堂上應用「粗言穢語」？

坊間有些喜愛批判「黑白論」的人，把矛頭放在「不支持議員使用粗言穢語，並不代表支持政府官員使用粗言穢語」，作為對議事堂上使用「粗言穢語」的評價。可是，他們卻為「使用粗言穢語即屬不雅」的既定道德立場所限制，無法就事件提出真正的疑問以至判決，造成有心人士藉機把事件的焦點別置，將真正的問題抹去，而換上不是問題的問題去混淆公眾視聽。那麼，梁振英的發言，是否為針對政府的語言特權而說？抑或是有著較其表述更深或完全另外的意義？

捫心自問，涉及議事堂裡發生的所謂「粗言穢語」事情，公眾到底有多關心？要是真的對立法會議題非常關心，又怎會對內裡的「粗言穢語」那麼著力關注？

故此，梁振英以「大量精力」作形容，其實一般人從字眼上是難以理解的！

所以，因「大量精力」而得出的「造成內耗及分化」結論，就更顯得乏力非常。所謂「內耗」，只能涉及議會卻非對社會而言。因為，現在的情況已清楚說明，受到滋擾的主要是立法會內成員，而非公眾。

至於「分化」，社會上因政府施政失誤，總比立法會內「粗言穢語」所引起的分化力量來得強大。最少，因為政府在執行與協調政策上生出的貧富懸殊、在業與失業、大學生畢業、老人、醫療等等事項上的矛盾，已足夠令全港市民頭痛。對重要問題所產生的社會分化還來不及應對，那麼，幾句「粗言穢語」又算甚麼「分化」？

孟子見梁惠王篇有云；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社會已陷破裂邊緣，為甚麼一眾高官議員，還為談禮義而樂此不疲？

奏鳴如風

十年生死兩茫茫，奠前祭灑紅高粱。

未知生、焉知死？敢問鬼神？未悉死、安懂生？鬼神莫問！

以上是觀看《禮儀師之奏鳴曲》後的感想。

能夠成為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想其中自有一番魅力。出身苦柿隊的本木雅弘，跟戲內男主角大悟的遭遇尤其近似，故其演出的投入與自然，可不是意外的僥倖使然，相反更形似是種刻意的安排。

近年一直留意日本電影的發展，並且不止一次談及日本電影愈來愈多出現不同題材藉以描寫人生。這些變化，或許是印證著日本開始把物質文明作為社會主流價值的思想，慢慢通過自我反省而進入精神文明發展的階段。

回說《禮》片，除卻選角得宜，故事方面還屬不俗。

男角於壯年失去夢想，免不了要回到現實打拼。然而，人們所謂的夢想，到底有多少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又有多少不過是一直的自我欺騙？戲裡男角其中的一段獨白，正好為慣說夢想而不知夢想為何物的人們作出解答。

人生無常，最是容易彰顯於生死之上。無論是從那道門，又或經那扇窗進出，我們一般都無法知道從何而來、因何而來？又從何而往、因何而往？唯有的是，我們可以通過生活而了解生命，但現實卻是選擇了解的人還是屬於少數。

熙熙攘攘、往往來來，是人間的不二寫照。可是，對於這種寫照，我們一般都對其不甚了了，甚至無所謂了了，所以才有那麼多醉生夢死的故事不斷循環發生。然後，到了臨終日近，方發覺死而有憾。當中除卻亡者本身的遺憾，也包括生人對死者的悔疚。

問題卻是，當遺憾與悔疚皆非必然，我們但總愛以陰陽訣別作襯托，把可以彌補的過失，變成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痕，此中不論對己對人亦然。假如，人類只能從犯罪與贖罪之間產生快感，那就注定得到「天堂無路、地獄有門」的結局。

《禮》片最是吸引的地方，相信不在於鏡頭下生人對亡者表現的悲慟（事實上戲裡也有描繪送終的歡容），反之是透過幕幕的生死對比，刻劃出對生命應有的態度。簡而述之，就是以自然的心態，看破一段生死的過程，當中要以輕描淡寫的態度，把別人或自己人生裡所犯的過錯予以嚴謹的確認，但寬恕的放過。因為，每個人生裡所發生的事情，都是為未來人生所作的借鏡，其重點在於經過，而非在於保存！

輕風拂面，帶來了一陣清涼。可是，無論有多眷戀，也不過是經歷一場。

保育鬚眉

立法會自回歸後（英治時代那段日子不須提，蓋殖民地上無所謂自由民主，而只有順民歸主子），經過十多年特衰政府與政棍不斷打造，終於把神聖莊嚴的議政場所，變成私相授受的交易廣場。

週而復始，幾千個日子裡玩弄不同把戲，將市民的利益不斷賤賣到商人手裡，把港人治港慢慢轉變成商人治港，令香港變成商家任意玩樂其中的一個遊樂場。

作為一般的香港市民，面對不公、不義與不仁的政府，既無能力反抗，又欠其他渠道申冤，唯有的就是舉手投降。可是，縱使投降，也不代表勝利一方會施以恩惠，使降者得到人道對待。相反，每一步的退讓，便換來對方進一步的逼害。那麼，活於殘酷無道政府管治下的投降港人，到底希望受壓迫到甚麼時候？難道是至死方休？

或許，香港人仍然對所謂優勢抱有幻想，此中可能是受到多年來政府不斷提出的「優勢論」思想所荼毒，亦可能是出於對過去輝煌歷史依戀的迷思。不過，無論是客觀的數據事實（失業率、經濟增長預測、貧窮懸殊差距、領取綜援人數、行業倒閉數字、食物銀行狀況等等）或是主觀在社會裡感受到的氣氛（市面消費情況、個人收入與支出調整、自殺個案等等），都在說明香港社會已處於崩潰邊緣。假如，港人處於這樣的水平還對政府默念「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面對自己及下代更苦的情況下仍以為政府可依靠的話，則香港的末日雖未至亦不遠矣！

對於仍然身處既得利益集團的人，他們很多會因為現行所得而表現出不以為然，又或是以僥倖心理幻想壞情況距離自己很遠，而拒絕社會進行稍為激烈的改革。因為，改革的結果，必然導致改變的出現。社會改革所出現的結果，就是利益重新分配到不同階層，而社會因墮落而進行改革的結果，將會令一部分利益集團成員受到沖擊，致令他們某些利益蒙受損失。

所以，他們會以不同的手法，以言論、聲音、甚至行動，把一套不合理的價值觀，以假裝的理性、真實的暴力，或明或暗地不停在社會上宣揚。

例如，穩定最重要，所以不要太多要求、太多不同聲音，並是一面倒的要求達到和諧。這種論述，把穩定、和諧變成一個手段，卻非因為社會上各成員相對下得到公平對待，而令穩定和諧成為自然生出的結果。

又例如，當社會上貧困的聲音愈來愈大，並政府無意處理的時候，利益集團的成員，又會走出來以窮人咎由自取、政府儲財不易、派錢遲早令香港變成福利社會等看似有理，實無意義的理論拋向公眾，企圖為政府施政的不公、不仁、不義開脫，把大眾對政府合理、合時、合度的要求，變為十惡不赦的搶奪。

誠然，假如只是利益集團成員單方面的咆哮，那還算不上甚麼問題。嚴重的問題卻是，某些利益集團外接收到這些訊息的局外人，竟然會附和這些謬論，並且不遺餘力的在社會裡大肆張揚，把那些其實跟自己景況差不多的群眾，批判為不事生產、不顧大局的刁民。

對於那類輕易為利益集團以無須代價方式收買，繼而甘作對方打手的人，他們要不就是崇拜權力和私利，又或是以為自己能因此得以攀附權貴，成為集團的小角色，更甚者是，以為受利益集團使控是一種必然，對成為奴隸甘之如飴，祈望生生世世活於那個樊籬。

近幾年非常流行環保意識，其中香港就有關於保育海洋的行動，蘇眉屬其一重點保育對象。若然，這種環保意識能稍作修改並向社會推動，則鬚眉與巾幗務必成為首要保育對象。否則，香港不難從購物演變成軟骨動物的天堂。

已分高下

社民連「立法會掃場」事件已過一週，坊間以至傳媒對事件的論調紛紛出籠，當中亦包括如李鵬飛及馬時亨等獨立人士的評論。

風波經過一個星期，相信表達對事件的意見該也差不多，餘下就只有兩派為事件定性的最後角力。以香港的政治生態而言，事件應該會以高速淡化為市民茶餘飯後的無聊話題。

對於事件的看法，早前已有記述，故無謂多費唇舌徒生事端。相反，關於所謂主流「犯民」派別就事件的評價，還是有商榷的空間。

事件發生以後，民主黨何俊仁急不及待的予以譴責，並強調要在立會內討論修改議事規則。假如從一個對民主黨歷史空白的人去看，則不難誤會何俊仁乃是保守陣營內的中堅分子。然後，公民黨湯家驊再來的「割蓆」言論，就不難引證一路以來對所謂「犯民」的評價；不知其所云民主何謂！

曾經不只一次撰文，說明香港的泛民主派（當時社民連還未入流），不外是一群機會主義者所領導（盲毛請看清楚，這不是對追求民主的市民，或泛民陣營內認真看待民主人士的指控），以其所定唯一民主標準作蒙騙港人的組織。

以上並非對他們的無理指控，相反是湯家驊的那段「割蓆」宣言把事實赤裸裸擺在眾人眼前。

湯家驊的宣言內容，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說到；「若所有民主派一定要以社民連的抗爭手法爭取民主，便要考慮是否要退出民主派」。這番說話，從表面理解並沒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可是，一旦把社民連要求泛民收回聲明的事項加入，就不難得出對湯家驊宣言的另番解讀。

政治光譜（縱然抗拒，但仍得以社會科學的定義作引）內描述的左派（改革派系），擁有相當闊度，簡略來說，即表示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雖然目標一致，但是所持態度以及由此而引伸的行為可以出現很大落差。然而，那些差異不應成為改變目標的原因，亦即俗語所謂的和而不同。當中說到的「和」，不在強調和和氣氣，而是重於表達理念相同。

故此，自詡為民主先鋒的泛民領導，就不可能對背負相同理念但作法不同的組織予以矮化，並且對支持自己的選民，用上「退出」的恐嚇方式去逼使他們靠自己邊站！單就這種漠視同道、漠視自家選民的態度，已足夠證明湯家驊之流對民主有多認識？有多尊重？

這裡不禁要問，若不滿社民連的做法而要退出民主派，請問作為民選的湯家驊，那是否他的選民授權如此？抑或是他一己的決定？假如屬後者，那就請他快點退出，因為他不配成為民主理念的追隨者，源於他毫不羞辱的漠視選民利益。又假如是屬前者，那麼便請他提供一定選民首肯其決定的證據。否則的話，就不要以言恐嚇，唯恐天下不亂！

再者，當一個人在發生某件事情後匆匆為其定性，而非用上一點時間對之了解（或更甚是不想理解），再而急於表示自己的一套看法，則又可看到那個人對待事情的狹隘。重要的是，狹隘思維跟民主的多元性質是背道而馳。然而，號稱為民主努力的湯家驊，恰恰就是表現出思想狹隘。

所以，每次提到香港政治也不諱言，假若只能從泛民或建制派中二選其一的話，在兩害權取其輕的原則下，那唯有選擇建制派。理由不為甚麼，雖說建制派他們無能無恥，唯其作壞事的手法卻屬低能笨拙，始終較為容易識破而讓人有所防範。相反，泛民的無恥毒辣，每每藏於骨髓，要練成一眼看穿的本領可能代價不菲！

戲還是要演下去

近日惹起社會最多聲音的話題，相信非「陳冠希作證」與「社民連立會掃場」事件莫屬。

前者稍看可以，多說無謂。後者已作說明，廣談無益。可是，對於社民連，還是有些說話要講。不過，縱使要說，也只能說得模糊。若要講及深入，倒不如私下以電郵談論。

這裡想說的是，政治的微妙處（是微妙而非複雜）在於戲中有戲、局中有局、局中有戲、戲中有局等組合不斷地架床疊屋來讓人看得眼花瞭亂。社民連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未成黨派的政治組織），絕不可能以直覺或畫面所見，便認定他們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為取選票而嘩眾取寵的組合。相反，從他們核心成員的背景，以致參與政治的時間及經驗裡當可引證出另番風光。如果單純認為他們是一伙獨立於任何政治集團的力量，那不過代表持看法者對政治欠缺了解而生出偏頗。至於他們背後還有甚麼故事或人物參與其中，那就如前所言，有興趣的話不妨私下用電郵討論。

講到這裡，或許該說回正題；戲還是要演下去！

財政預算案暫時塵埃落定，說明政府內部在制訂未來路向方面已有一定共識，簡單地說；就是要大家各行各路、各施各法以確立大眾對「小」政府的期待。固然，那個共識有幾不堪，相信在社會裡也有一定共識。

以了無新意、虛幻驚心等用作對財政預算案的形容，相信亦無法真正表達特衰政府在政策制訂與實施上的荒誕及無能。不過，雖說社會對此看法近乎一致，但是在反應上卻非近同。

撇開所謂中間派的左搖右擺（民主黨及公民黨是最佳例子），社會上對民生該如何改善有著明顯的兩極。兩極的其中一派，認為本地的民生不該由政府多加善護，反之個人甚至弱勢社群所面對的困局是理所當然的自取其辱。另外一派，則認為政府要有義無反顧的責任、死而後已的魄力，把社會的貧富懸殊一夜解除。

對於誰是誰非，在定論以前倒要先了解社會存在的基本元素是甚麼？

假如，社會只是無數單一個體聚合而成的產物，那將會是甚麼模樣？

曉是不需要拿出大堆的社會或人類學理論，我們也可輕易看出，一個只以個體為主的社會，在欠缺或沒有互動下將會產生純以力量為本的狀況，簡單來說就是單靠行使暴力以達目的。進一步而言，那種狀況根本不可能說是一個社會，而該說成是一群原始物種偶然處於一起的殺戮戰場。一旦這種思想伸延，往後就是把人類退回到蠻荒世界裡去。

然而，那是否世人所渴望看見的結果？

那麼，若取互動以利整體發展，則不能漠視一個社會因應互動而帶來多元（或階級）群體的產生。而多元群體的產生，就免不了出現因能力或環境所引發的暫時狀況，並因該等暫時狀況所引起的社會問題，例如因天災人禍引起的存活問題。

對於受歷史背景或「偶然」因素而獲取較多資源的人，那些問題對之而言可能無關痛癢。但相對而言得到較少資源的人，那些問題就是切膚之痛。當那種切膚之痛達到某個不能容忍的臨界點，就是決定社會能否穩定的主要因素。就愈來愈多的人感受到那種切膚之痛，其累積的痛苦就會讓臨界點加快出現。一旦突破，那些原本有較多資源的人，自然亦不免身受其害。

當明白這個要點，便不難理解為甚麼我們要關注社會上其他階層的狀況。然而，此中最有能力介入及解決問題的政府組織，若然對情況變壞視若無睹，則我們有合理的論據以實際手段逼使政府行動，當中不必介意由平淡的口頭抗爭，演變成相對劇烈的抗爭模式。因為，當政府執意莫問或無意改善的話，最後我們所付出及失去將遠超過由抗爭帶起的損失。

穩定的生活環境是世人所求，那就說明大多數人都不喜歡無風起浪。可是，當眼前社會民浪愈扯愈高的時候，就不得不令人反思整體出現了甚麼問題？並問題的核心是甚麼？又該如何從實際方向解決？重要的是，穩定是要通過持續的運動才可得到保持，而非從懷緬過去的日子或靜觀未來的投射作保障。

作為個人，固然要力爭向上以臻完善。但更要認清的是，這種自我完善若非同時兼善別人，則所謂完善其實只屬空言。因為，互動的社會並不可能單憑自利而得以存在。

到此，忽然念及佛家的一句說話；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四重恩的其一，就是眾生成就。

沒有眾生，那來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