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香港進入了一個世代，一個以勤為本，奮鬥求存的世代。
那個時代，百業開始興旺，大部份港人都為建設理想家園而付出數不清的勞力，同時社會亦透過這股動力，慢慢蓬勃發展起來。
十年過去，踏入八十年代，持續的動力把社會推展，為建立九十年代的黃金歲月做好準備。縱然，八四年的中英談判，為香港前途抹上一點陰影，繼後又有八九民運，使香港出現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的考驗，但種種的障礙，並沒有壓下港人的信心，對於能夠憑魄力再創高峰的願望，我們依舊相信，並且積極進行。
十年又過，走進九十年代，盼望已久的繁華盛世，終於在九十年代中期得到實現，當中印證了港人過往歲月努力下的成果，同時令大部份人更加冀望能把這種經濟發達的奇蹟一直延續下去。
不幸的是，九十年代末期亞洲經濟動盪的巨浪，淹沒了很多國家，從未受過較大教訓的香港亦無法倖免。然而，金融風暴確是捲走了幾十年間辛苦建立的財富，然這實不足以令一個地區變成永久廢墟。可惜的是，巨浪不僅把財富帶走，更嚴重是將經年沉澱於時間洪流裡，那份奮鬥信念的土壤同時沖走。
幾年過去，無論用甚麼客觀的數據，以至不同的聲音告之香港已然恢復過，但就港人內心主觀感覺而言，香港並沒有痊癒過來，日子依舊過得艱苦，生活依然滿佈困難。從現實裡的觀察所見，現在要過日子，確然是較在黃金歲月中艱難，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從困境中打破缺口？
近幾年間，我們發出過不少的聲音，提倡過不少的建議，但是距離走出厄困的日子，似乎仍然是遙遙無期。也許，現在是重新審視的時候，到底我們有否認錯目標、走錯方向？
一直以來，香港的成功或多或少因為特殊的地位使然。曾經作為祖國的唯一窗口，確然在地位上處於優越，而這種優勢在祖國開放初期更形凸顯。可是，隨著大陸經貿發展的步伐加快，對外開放的策略益發推廣的時候，地位上的優勢已然漸變式微，國家與香港的依存關係亦同時變得模糊。除了金融體系的獨立性難以取代以外，香港與大陸之間，無論在經濟發展以至人民生活方面，基本上已沒有很大的分別，更有可能內地已經隱然越過香港。
那麼，我們把持的所謂「優勢」，縱使仍然存在的話，在程度上大小如何？
如果，我們無法確定這種「優勢」是甚麼，自然就沒法預計優勢可維持多久！固然，我們無法以一個沿海城市和整個國家相互比較，而正因為層次的不同，我們更應確切了解所處的境況，從而量度出最有效的距離，建立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
李世民曾謂：「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處身於現在處處紅海，片片白水的時代，老祖宗的智慧或許就是令我們從昏沉中清醒的良方。以銅為鑑，我們可以到處借鏡，看看每個卓越，又或是步向康莊的國家，在城市策略上有何獨到之處，例如，印度的普那、美國的矽谷、馬來西亞的科技園、甚至杜拜開始向旅遊業發展的雛形，也是可以讓我們學習正「衣冠」，處其位的好材料。以人為鑑，我們可以從不同國家、不同人種與文化之間，尋找應有的方向。世界趨向一體，地球人的文化也出現劇烈的改變，例如，健康生活、環保意識等等，這些概念中間存有大量的機會，可以創造出不少的商機，究此其中，有否考慮過其中存有我們的出路？以史為鑑，自二次大戰以後，我們不難察覺一個現象，就是世上對於大規模戰爭是採取極度抑制的態度，那麼，預計因為透過摧毀，然後以傳統方法重建文明所帶來機遇的可能已變得非常渺少。這種現象，令我們不得不慎重考慮未來興替的模式為何？在此當中，我們又有否想像過將要扮演甚麼角色？國際合作間的融資者？提供科技支援的中心？或是因為改變產生出新型服務的供應商？又或是更甚是其中的創造者？
重要的不是變成甚麼模式，而是我們開始了這個方向的思維沒有？
可惜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幾年間，我們看到的只是集中在社會內部的鬥爭，對於往後要走的路，說話無論如何冠冕堂皇也好，亦導不出一個對未來發展比較確實的藍圖。
管理學裡面提及的自我滿足（Internal Complacence），這個現象指出當機構漠視外部大氣候變化的時候，亦即可預見其前景將是命途坎坷。而這種現象，卻又正正發生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假設，一個人有十分能力的話，用上一分在一個事務，另一分又在某個事務，所能專注在某一事務上的力度，必然較能十分專注的人為低，那麼，自然在某一事務上面，兩者所得也自有分別。
如果，我們仍然天真的以為單靠政府，便可構思一個未來充滿機遇的藍圖，那末倒不如早點進睡，希望可以在較長的夢境中窺見一點。如果，我們仍舊喜愛聽取政棍、廢官們說這說那，而不集中全民力量思想出一個方向，來逼使政府循路發展，那麼，倒不如集中火力，不顧一切賺個盤滿砵滿，然後準備申請移民火星好了！
相反，若仍是以香港為家，希望紮根此地的話，謀取主動參與、確立建設未來方向、積極開始發力邁進，相信是我們當務之急！
那個時代，百業開始興旺，大部份港人都為建設理想家園而付出數不清的勞力，同時社會亦透過這股動力，慢慢蓬勃發展起來。
十年過去，踏入八十年代，持續的動力把社會推展，為建立九十年代的黃金歲月做好準備。縱然，八四年的中英談判，為香港前途抹上一點陰影，繼後又有八九民運，使香港出現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的考驗，但種種的障礙，並沒有壓下港人的信心，對於能夠憑魄力再創高峰的願望，我們依舊相信，並且積極進行。
十年又過，走進九十年代，盼望已久的繁華盛世，終於在九十年代中期得到實現，當中印證了港人過往歲月努力下的成果，同時令大部份人更加冀望能把這種經濟發達的奇蹟一直延續下去。
不幸的是，九十年代末期亞洲經濟動盪的巨浪，淹沒了很多國家，從未受過較大教訓的香港亦無法倖免。然而，金融風暴確是捲走了幾十年間辛苦建立的財富，然這實不足以令一個地區變成永久廢墟。可惜的是，巨浪不僅把財富帶走，更嚴重是將經年沉澱於時間洪流裡，那份奮鬥信念的土壤同時沖走。
幾年過去，無論用甚麼客觀的數據，以至不同的聲音告之香港已然恢復過，但就港人內心主觀感覺而言，香港並沒有痊癒過來，日子依舊過得艱苦，生活依然滿佈困難。從現實裡的觀察所見，現在要過日子，確然是較在黃金歲月中艱難，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從困境中打破缺口？
近幾年間，我們發出過不少的聲音，提倡過不少的建議，但是距離走出厄困的日子，似乎仍然是遙遙無期。也許，現在是重新審視的時候，到底我們有否認錯目標、走錯方向？
一直以來，香港的成功或多或少因為特殊的地位使然。曾經作為祖國的唯一窗口，確然在地位上處於優越，而這種優勢在祖國開放初期更形凸顯。可是，隨著大陸經貿發展的步伐加快，對外開放的策略益發推廣的時候，地位上的優勢已然漸變式微，國家與香港的依存關係亦同時變得模糊。除了金融體系的獨立性難以取代以外，香港與大陸之間，無論在經濟發展以至人民生活方面，基本上已沒有很大的分別，更有可能內地已經隱然越過香港。
那麼，我們把持的所謂「優勢」，縱使仍然存在的話，在程度上大小如何？
如果，我們無法確定這種「優勢」是甚麼，自然就沒法預計優勢可維持多久！固然，我們無法以一個沿海城市和整個國家相互比較，而正因為層次的不同，我們更應確切了解所處的境況，從而量度出最有效的距離，建立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
李世民曾謂：「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處身於現在處處紅海，片片白水的時代，老祖宗的智慧或許就是令我們從昏沉中清醒的良方。以銅為鑑，我們可以到處借鏡，看看每個卓越，又或是步向康莊的國家，在城市策略上有何獨到之處，例如，印度的普那、美國的矽谷、馬來西亞的科技園、甚至杜拜開始向旅遊業發展的雛形，也是可以讓我們學習正「衣冠」，處其位的好材料。以人為鑑，我們可以從不同國家、不同人種與文化之間，尋找應有的方向。世界趨向一體，地球人的文化也出現劇烈的改變，例如，健康生活、環保意識等等，這些概念中間存有大量的機會，可以創造出不少的商機，究此其中，有否考慮過其中存有我們的出路？以史為鑑，自二次大戰以後，我們不難察覺一個現象，就是世上對於大規模戰爭是採取極度抑制的態度，那麼，預計因為透過摧毀，然後以傳統方法重建文明所帶來機遇的可能已變得非常渺少。這種現象，令我們不得不慎重考慮未來興替的模式為何？在此當中，我們又有否想像過將要扮演甚麼角色？國際合作間的融資者？提供科技支援的中心？或是因為改變產生出新型服務的供應商？又或是更甚是其中的創造者？
重要的不是變成甚麼模式，而是我們開始了這個方向的思維沒有？
可惜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幾年間，我們看到的只是集中在社會內部的鬥爭，對於往後要走的路，說話無論如何冠冕堂皇也好，亦導不出一個對未來發展比較確實的藍圖。
管理學裡面提及的自我滿足（Internal Complacence），這個現象指出當機構漠視外部大氣候變化的時候，亦即可預見其前景將是命途坎坷。而這種現象，卻又正正發生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假設，一個人有十分能力的話，用上一分在一個事務，另一分又在某個事務，所能專注在某一事務上的力度，必然較能十分專注的人為低，那麼，自然在某一事務上面，兩者所得也自有分別。
如果，我們仍然天真的以為單靠政府，便可構思一個未來充滿機遇的藍圖，那末倒不如早點進睡，希望可以在較長的夢境中窺見一點。如果，我們仍舊喜愛聽取政棍、廢官們說這說那，而不集中全民力量思想出一個方向，來逼使政府循路發展，那麼，倒不如集中火力，不顧一切賺個盤滿砵滿，然後準備申請移民火星好了！
相反，若仍是以香港為家，希望紮根此地的話，謀取主動參與、確立建設未來方向、積極開始發力邁進，相信是我們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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