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瘋的

近日本港捲起的一股議事堂「粗口」熱，被庸官與政棍連環發功讓其升溫。此中最無聊者，當數積極為下屆特首鋪路的梁振英。

梁振英向傳媒大放厥詞，意謂社會花大量精力於定義及討論粗口，只會造成內耗及分化。對於他所提到「大量精力」、「造成內耗及分化」等說話，看後不禁要問，梁生是否剛從火星回流？他對香港的近況到底有多少認識？

「大量精力」是否對事件正確的描述，想必要先理解那件事情是甚麼？又精力從何而來？再精力是否大量？

如前所述，香港議事堂最近出現不少「粗言穢語」，而事實上確實如此。無論是否認同那些屬粗言穢語，也不能否定其為粗言穢語。這裡的問題不在於那些是否粗口或粗言穢語，而是就那個場合用上該等語言是否合適？

不能否認的是，特區首長（曾蔭權）、政府官員（唐英年）與及社民連三位議員（梁國雄、黃毓民及陳偉業），皆曾於不同時間、同一空間用上「粗言穢語」。那麼要問的是，當主要議會角色皆應用「粗言穢語」，是否說明「粗言穢語」在議事堂屬合理及合度？

固然，社會一般認為粗言穢語不該應用於普遍場合，但並沒有認定為不適用於任何場合，此中反映於社會各界在特定場所對粗言穢語的容忍或接受。

但不要忘記的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先決是法律與規定，道德次之，這是一般社會學的共識，目的是以客觀的條文，代替主觀的判斷。假如沒有法律或規定作依歸，道德判斷的行使還是要被看成是最後手段，而採用與否則取決於非行使時對社會造成的影響，與及行使後社會要付出的代價。

應用「粗言穢語」在議事堂上若屬不合符尺度，並將為社會帶來嚴重破壞，則曾經在那場合說過這些語言的人，務必要為其所出言語道歉，向社會作出道德上的交代。。

問題卻是，涉嫌應用「粗言穢語」的官員，反過來發起圍剿其他議員在議事堂上「粗言穢語」，這不正是賊喊捉賊的最佳典範？換個角度，這是否代表政府有特權於議事堂上應用「粗言穢語」？

坊間有些喜愛批判「黑白論」的人，把矛頭放在「不支持議員使用粗言穢語，並不代表支持政府官員使用粗言穢語」，作為對議事堂上使用「粗言穢語」的評價。可是，他們卻為「使用粗言穢語即屬不雅」的既定道德立場所限制，無法就事件提出真正的疑問以至判決，造成有心人士藉機把事件的焦點別置，將真正的問題抹去，而換上不是問題的問題去混淆公眾視聽。那麼，梁振英的發言，是否為針對政府的語言特權而說？抑或是有著較其表述更深或完全另外的意義？

捫心自問，涉及議事堂裡發生的所謂「粗言穢語」事情，公眾到底有多關心？要是真的對立法會議題非常關心，又怎會對內裡的「粗言穢語」那麼著力關注？

故此，梁振英以「大量精力」作形容，其實一般人從字眼上是難以理解的！

所以，因「大量精力」而得出的「造成內耗及分化」結論，就更顯得乏力非常。所謂「內耗」，只能涉及議會卻非對社會而言。因為，現在的情況已清楚說明，受到滋擾的主要是立法會內成員，而非公眾。

至於「分化」，社會上因政府施政失誤，總比立法會內「粗言穢語」所引起的分化力量來得強大。最少，因為政府在執行與協調政策上生出的貧富懸殊、在業與失業、大學生畢業、老人、醫療等等事項上的矛盾，已足夠令全港市民頭痛。對重要問題所產生的社會分化還來不及應對，那麼，幾句「粗言穢語」又算甚麼「分化」？

孟子見梁惠王篇有云；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社會已陷破裂邊緣，為甚麼一眾高官議員，還為談禮義而樂此不疲？

奏鳴如風

十年生死兩茫茫，奠前祭灑紅高粱。

未知生、焉知死？敢問鬼神？未悉死、安懂生？鬼神莫問！

以上是觀看《禮儀師之奏鳴曲》後的感想。

能夠成為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想其中自有一番魅力。出身苦柿隊的本木雅弘，跟戲內男主角大悟的遭遇尤其近似，故其演出的投入與自然，可不是意外的僥倖使然，相反更形似是種刻意的安排。

近年一直留意日本電影的發展，並且不止一次談及日本電影愈來愈多出現不同題材藉以描寫人生。這些變化，或許是印證著日本開始把物質文明作為社會主流價值的思想，慢慢通過自我反省而進入精神文明發展的階段。

回說《禮》片，除卻選角得宜，故事方面還屬不俗。

男角於壯年失去夢想，免不了要回到現實打拼。然而，人們所謂的夢想，到底有多少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又有多少不過是一直的自我欺騙？戲裡男角其中的一段獨白，正好為慣說夢想而不知夢想為何物的人們作出解答。

人生無常，最是容易彰顯於生死之上。無論是從那道門，又或經那扇窗進出，我們一般都無法知道從何而來、因何而來？又從何而往、因何而往？唯有的是，我們可以通過生活而了解生命，但現實卻是選擇了解的人還是屬於少數。

熙熙攘攘、往往來來，是人間的不二寫照。可是，對於這種寫照，我們一般都對其不甚了了，甚至無所謂了了，所以才有那麼多醉生夢死的故事不斷循環發生。然後，到了臨終日近，方發覺死而有憾。當中除卻亡者本身的遺憾，也包括生人對死者的悔疚。

問題卻是，當遺憾與悔疚皆非必然，我們但總愛以陰陽訣別作襯托，把可以彌補的過失，變成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痕，此中不論對己對人亦然。假如，人類只能從犯罪與贖罪之間產生快感，那就注定得到「天堂無路、地獄有門」的結局。

《禮》片最是吸引的地方，相信不在於鏡頭下生人對亡者表現的悲慟（事實上戲裡也有描繪送終的歡容），反之是透過幕幕的生死對比，刻劃出對生命應有的態度。簡而述之，就是以自然的心態，看破一段生死的過程，當中要以輕描淡寫的態度，把別人或自己人生裡所犯的過錯予以嚴謹的確認，但寬恕的放過。因為，每個人生裡所發生的事情，都是為未來人生所作的借鏡，其重點在於經過，而非在於保存！

輕風拂面，帶來了一陣清涼。可是，無論有多眷戀，也不過是經歷一場。

保育鬚眉

立法會自回歸後（英治時代那段日子不須提，蓋殖民地上無所謂自由民主，而只有順民歸主子），經過十多年特衰政府與政棍不斷打造，終於把神聖莊嚴的議政場所，變成私相授受的交易廣場。

週而復始，幾千個日子裡玩弄不同把戲，將市民的利益不斷賤賣到商人手裡，把港人治港慢慢轉變成商人治港，令香港變成商家任意玩樂其中的一個遊樂場。

作為一般的香港市民，面對不公、不義與不仁的政府，既無能力反抗，又欠其他渠道申冤，唯有的就是舉手投降。可是，縱使投降，也不代表勝利一方會施以恩惠，使降者得到人道對待。相反，每一步的退讓，便換來對方進一步的逼害。那麼，活於殘酷無道政府管治下的投降港人，到底希望受壓迫到甚麼時候？難道是至死方休？

或許，香港人仍然對所謂優勢抱有幻想，此中可能是受到多年來政府不斷提出的「優勢論」思想所荼毒，亦可能是出於對過去輝煌歷史依戀的迷思。不過，無論是客觀的數據事實（失業率、經濟增長預測、貧窮懸殊差距、領取綜援人數、行業倒閉數字、食物銀行狀況等等）或是主觀在社會裡感受到的氣氛（市面消費情況、個人收入與支出調整、自殺個案等等），都在說明香港社會已處於崩潰邊緣。假如，港人處於這樣的水平還對政府默念「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面對自己及下代更苦的情況下仍以為政府可依靠的話，則香港的末日雖未至亦不遠矣！

對於仍然身處既得利益集團的人，他們很多會因為現行所得而表現出不以為然，又或是以僥倖心理幻想壞情況距離自己很遠，而拒絕社會進行稍為激烈的改革。因為，改革的結果，必然導致改變的出現。社會改革所出現的結果，就是利益重新分配到不同階層，而社會因墮落而進行改革的結果，將會令一部分利益集團成員受到沖擊，致令他們某些利益蒙受損失。

所以，他們會以不同的手法，以言論、聲音、甚至行動，把一套不合理的價值觀，以假裝的理性、真實的暴力，或明或暗地不停在社會上宣揚。

例如，穩定最重要，所以不要太多要求、太多不同聲音，並是一面倒的要求達到和諧。這種論述，把穩定、和諧變成一個手段，卻非因為社會上各成員相對下得到公平對待，而令穩定和諧成為自然生出的結果。

又例如，當社會上貧困的聲音愈來愈大，並政府無意處理的時候，利益集團的成員，又會走出來以窮人咎由自取、政府儲財不易、派錢遲早令香港變成福利社會等看似有理，實無意義的理論拋向公眾，企圖為政府施政的不公、不仁、不義開脫，把大眾對政府合理、合時、合度的要求，變為十惡不赦的搶奪。

誠然，假如只是利益集團成員單方面的咆哮，那還算不上甚麼問題。嚴重的問題卻是，某些利益集團外接收到這些訊息的局外人，竟然會附和這些謬論，並且不遺餘力的在社會裡大肆張揚，把那些其實跟自己景況差不多的群眾，批判為不事生產、不顧大局的刁民。

對於那類輕易為利益集團以無須代價方式收買，繼而甘作對方打手的人，他們要不就是崇拜權力和私利，又或是以為自己能因此得以攀附權貴，成為集團的小角色，更甚者是，以為受利益集團使控是一種必然，對成為奴隸甘之如飴，祈望生生世世活於那個樊籬。

近幾年非常流行環保意識，其中香港就有關於保育海洋的行動，蘇眉屬其一重點保育對象。若然，這種環保意識能稍作修改並向社會推動，則鬚眉與巾幗務必成為首要保育對象。否則，香港不難從購物演變成軟骨動物的天堂。

已分高下

社民連「立法會掃場」事件已過一週，坊間以至傳媒對事件的論調紛紛出籠，當中亦包括如李鵬飛及馬時亨等獨立人士的評論。

風波經過一個星期，相信表達對事件的意見該也差不多，餘下就只有兩派為事件定性的最後角力。以香港的政治生態而言，事件應該會以高速淡化為市民茶餘飯後的無聊話題。

對於事件的看法，早前已有記述，故無謂多費唇舌徒生事端。相反，關於所謂主流「犯民」派別就事件的評價，還是有商榷的空間。

事件發生以後，民主黨何俊仁急不及待的予以譴責，並強調要在立會內討論修改議事規則。假如從一個對民主黨歷史空白的人去看，則不難誤會何俊仁乃是保守陣營內的中堅分子。然後，公民黨湯家驊再來的「割蓆」言論，就不難引證一路以來對所謂「犯民」的評價；不知其所云民主何謂！

曾經不只一次撰文，說明香港的泛民主派（當時社民連還未入流），不外是一群機會主義者所領導（盲毛請看清楚，這不是對追求民主的市民，或泛民陣營內認真看待民主人士的指控），以其所定唯一民主標準作蒙騙港人的組織。

以上並非對他們的無理指控，相反是湯家驊的那段「割蓆」宣言把事實赤裸裸擺在眾人眼前。

湯家驊的宣言內容，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說到；「若所有民主派一定要以社民連的抗爭手法爭取民主，便要考慮是否要退出民主派」。這番說話，從表面理解並沒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可是，一旦把社民連要求泛民收回聲明的事項加入，就不難得出對湯家驊宣言的另番解讀。

政治光譜（縱然抗拒，但仍得以社會科學的定義作引）內描述的左派（改革派系），擁有相當闊度，簡略來說，即表示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雖然目標一致，但是所持態度以及由此而引伸的行為可以出現很大落差。然而，那些差異不應成為改變目標的原因，亦即俗語所謂的和而不同。當中說到的「和」，不在強調和和氣氣，而是重於表達理念相同。

故此，自詡為民主先鋒的泛民領導，就不可能對背負相同理念但作法不同的組織予以矮化，並且對支持自己的選民，用上「退出」的恐嚇方式去逼使他們靠自己邊站！單就這種漠視同道、漠視自家選民的態度，已足夠證明湯家驊之流對民主有多認識？有多尊重？

這裡不禁要問，若不滿社民連的做法而要退出民主派，請問作為民選的湯家驊，那是否他的選民授權如此？抑或是他一己的決定？假如屬後者，那就請他快點退出，因為他不配成為民主理念的追隨者，源於他毫不羞辱的漠視選民利益。又假如是屬前者，那麼便請他提供一定選民首肯其決定的證據。否則的話，就不要以言恐嚇，唯恐天下不亂！

再者，當一個人在發生某件事情後匆匆為其定性，而非用上一點時間對之了解（或更甚是不想理解），再而急於表示自己的一套看法，則又可看到那個人對待事情的狹隘。重要的是，狹隘思維跟民主的多元性質是背道而馳。然而，號稱為民主努力的湯家驊，恰恰就是表現出思想狹隘。

所以，每次提到香港政治也不諱言，假若只能從泛民或建制派中二選其一的話，在兩害權取其輕的原則下，那唯有選擇建制派。理由不為甚麼，雖說建制派他們無能無恥，唯其作壞事的手法卻屬低能笨拙，始終較為容易識破而讓人有所防範。相反，泛民的無恥毒辣，每每藏於骨髓，要練成一眼看穿的本領可能代價不菲！